《礼记·礼运》中儒家学者借孔子之口对五帝之世和三代社会的描述，以此表达儒家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儒家描述的五帝大同世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别。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反映了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私产，没有阴谋、犯罪、盗窃、暴力等特征，但又包含了人们对远古时代模糊记忆的理想化与夸张。小康社会则是夏、商、周三代，“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记。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这是儒家对阶级社会的描述，也是他们的国家起源学说。从夏王朝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有了家庭及私有财产，人各私其家，国制“家天下”，各种阴谋战乱由此而兴。故圣贤制礼义，以调整人际关系，使百姓得以和睦相处。故礼为经世治国之本，“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小康即小安，是儒家次一等的社会理想。

　　大同思想是阶级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及各派进步思想家共同产生的一种社会理想。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飞跃，但也以牺牲社会的公正与平等为代价，所以人类无时不想进行再一次的飞跃。孔子的“老安少怀”，“不患寡而患不均”；老子“小国寡民”的无为之世；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改良主张；庄子“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许行“君臣并耕”，“饔飧而治”的农村公社试验；孟子“仁政必自经界始”的井田构想，无不以大同为价值取向。《礼记》成书于汉代，集儒、道、墨、农诸家之大成，以精辟的语言构画了大同社会的蓝图。

　　大同小康学说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质和复古主义倾向，在中国文化史上曾发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首先：它为儒家的政治伦理体系提供了一个价值定位系统。儒家伦理是入世型伦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找不到真、善、美的源泉时，人们只能把价值取向指向远古。其次，大同理想激励了历代思想家不懈的追求，就近现代而言，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不包含着对大同之世的挚着追求。特别是康有为，将大同小康学说与《春秋公羊传》中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结合，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