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关于文艺的本质特征的很有影响的理论。综合王国维著作中论及意境的说法来看，他所说的“意境”，指由“情”与“景”的真实感人的交融统一而构成的文艺的美，是“文章之妙”的根本所在（《宋元戏曲考》五、《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人间词话》）。《人间词话乙稿序》未以“情”与“景”的统一释“意境”，也未明言“意境”为何物。但此序是否出于王国维之手，学术界有争议，待考。从中国美学史上看，对意境的认识有漫长的历史，而且儒家美学与禅宗美学的认识又有不同。儒家美学的意境说是从“比兴”“感物詠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思想发展而来的，它要求将天地四时景物的描绘与儒家伦理思想感情的表达结合统一起来，使文艺具有高度的感染力与含蓄不尽的意味。这种思想最初见于《文镜秘府论》所引唐王昌龄的《诗格》将“意”与“境”联系起来（但未合为一词），并一再强调诗须“意”与“物色”或“景”两者“相兼”“相惬”，方能含蓄有味。与《文镜秘府论》所引不同，而题为王昌龄著的今通行本《诗格》明确使用了“意境”一词，但它是从诗所表现的“境”的分类而言的，与“物境”“情境”并列，并不具有涵盖整个诗歌以至文艺的普遍意义。王国维的贡献在于他不像前人那样将“意”与“境”分言，或只在上述“境”的分类的意义上使用“意境”一词，也不像王昌龄之后不少人只一般地讨论诗的创作中“情”与“景”的统一问题，而以“意境”这个概念来概括由“情”与“景”的统一所产生的文艺的美，并以之作为评论文艺创造是否成功的重要根据。这较之自明清以来，仅就文艺的形式风格的某一侧面，如“格调说”“神韵说”之类，去看文艺的美，是更为深刻而有普遍性的。王国维意境说的提出受到西方近代美学的某些影响，但在根本上是儒家美学的发展。王国维在论及意境的创造时所说的“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人间词话》二），明显与宋代易学家邵雍的思想有关；在论及绘画创造时以竹比“君子”的情操，推崇。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的境界（《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此君轩记》），也明显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