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本旨是发乎情，节于理。明末清初王夫之提出的关于诗的命题。语出《明诗评选》卷五：“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以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此说旨在阐明诗中之情与理的关系及诗外之诗与学术著作的关系，从而给诗以恰当的定性。儒家诗论，关键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一语。但在历史发展中，一些人强调“发乎情”，反对以理节情和以理入诗，遂丢弃了“止乎礼义”，偏离了儒学本旨。宋代严羽（主要反对以理入诗）、明代李贽、袁宏道等（主要反对以理节情）即其代表。而另一些人强调“止乎礼义”，不免以性代情，以理为诗（按：一般理解，“礼义”即是理，在人即是性，性与理名异而实同），遂偏离了诗之本旨。道学家即其代表。针对这两种偏向，王夫之重新确定了情与性、情与理的关系。他以性为人心之总体，将情与理均纳诸其中。这既将情与理区别开来，又通过性将情与理联系起来。在做这样的确定之后，王夫之就可以一方面坦然肯定诗缘情，反对以理为诗，划清诗与学术著作的界限，所谓“议论入诗，自成背戾”（《古诗评选》卷四）；另一方面严肃宣布：“诗缘情，理缘性，二者岂分辕反驾者哉？”（《古诗评选》卷二）可见，诗道性之情的命题使王夫之从理论上克服了上述两种偏向，既维护了诗之本旨，又坚持了儒学本旨，实现了这两种本旨的统一。因而这个命题可以说是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在更高的理论水平上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