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顾炎武提出的一个文艺社会学的命题。他的一篇文章即名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云：“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也。”（《日知录》卷十九）明末清初的儒家学者大都把明代覆亡的原因归结为高谈义理心性的空疏之学，因而痛切要求改变学风、文风，力求务实、有用。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命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这种思想虽然源于儒家的载道说、教化说，但顾炎武所强调的不是“事君”“事父”“化民”“导俗”，而是“救世”“救民”。如云：“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与友人书二十五》）“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与人书三》）因而顾炎武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要求文学关心现实，为改造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对杜甫、白居易的优良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比一般的载道说、教化说更正确。当然，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实用性也有其不利于文学全面发展的一面，而且顾炎武的“救世”“救民”的指导思想还是所谓“六经之指”，故云“凡为文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友人书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