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黄宗羲提出的关于诗中之情的命题。语出其《马雪航诗序》：“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黄宗羲对“诗以道性情”的习见之言做了新的分析，把“性情”分为“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认为真正的诗歌不是道“一时之性情”，而是道“万古之性情”。依文意，所谓“一时之性情”是指个人之恩怨得失；所谓“万古之性情”是指合乎孔子删诗之旨的“性情”。但所谓合乎孔子删诗之旨，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合乎儒家道德规范；一是指有关于天下国家。黄宗羲虽两方面混而不分，且统归于“性”，但既称之为“万古之性情”，则显系偏于后一方面。黄宗羲生活于民族危亡、江山易主之时，早年锥刺阉党，同明王朝的腐朽势力斗争；中年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清的武装斗争；晚年东徙西迁，窜匿草莽，既怀着国破家亡的悲愤心情，又目睹了世人的情随势变、苟且偷生。因而深感许多人侈谈性情，却并无真情。其《黄孚先诗序》云：“今人亦何情之有？情随事转，事因世变。干啼湿哭，总为肤受。即其父母兄弟亦若败梗飞絮适相遭于江湖之上。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然而习心幻结，俄倾消亡，其发于心著于声音，未可便谓之情也。”其《陈苇庵年伯诗序》又云：“天下之治日少而乱日多……向令《风》《雅》而不变（按：指主要表达哀怨之情的变风、变雅），则诗之为道，狭隘而不及情，何以感天地而动鬼神乎？”于此可见，黄宗羲之所谓“万古之性情”就是真挚持久的民族、历史之情。比之个人一时之恩怨得失，这是一种崇高而永恒的情，故称之为“万古之性情”。因此，诗以道“万古之性情”这一命题，虽依传统儒家思想立论，却并非陈言。它具有极强的时代性，而且是黄宗羲文章为天地之元气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组成部分。即在一般含义上，它也不是重申礼义教化，而是强调诗中之情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