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韩愈关于文学创作的命题。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开宗明义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断，指出自然万物都是由于受到外物的挠荡激梗才发出声响；人类的言论也是如此，心中有抑制不住的感情，才发出呼喊歌哭的声音。“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列举孔子、庄子、屈原、孟子、荀子、司马迁、陈子昂、李白、杜甫等等思想家、文学家为例，说明困厄曲折的生活遭遇，愤懑不平的思想感情，是写好文章的条件。他在《荆潭唱和诗序》中所说的“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同一意旨。不平则鸣的命题，揭示了文学作品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现实矛盾斗争的反映这个道理。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传道的工具，也是鸣不平的工具。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关于《诗》三百篇为“怨”“刺”而作的见解，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说法，并对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起过重要的影响。不平则鸣作为一条规律或原则，不仅被应用于文学创作，而且也被应用于一切言论文章。不平则鸣，后渐演变为通行成语，凡因遇到不公平、不合理而发出怨言、呼喊时，即被视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