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是发生于唐代中叶的一次诗风改革运动，是儒家文艺思想同唐代中叶的社会需要及诗歌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宗旨在于提倡以汉乐府为榜样，创作反映现实、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以讽谕上政，达到正得失、美教化的目的。参加者有元结、顾况、张籍、王建、李绅、元稹等，代表人物是白居易。

　　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危机四起，内有奸佞，外有强藩，朝政腐败，赋税繁苛，致使“下无安心”，“生业不固”，“上无定费”，“岁计不充”（白居易：《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道德为嗜欲化为险薄，仁义为贪暴化为凶乱，礼乐为耽淫化为侈靡，政教为烦急化为苛酷”（元结：《时化》）。一些同情人民、关心国事的诗人试图发挥儒家“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诗大序》）的文学传统，以诗“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元结：《二风诗论》）。如顾况称：“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彩之丽耶？”（《悲歌序》）白居易更云：“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凡“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者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与元九书》）。而最适于“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歌形式，就是新乐府。元稹《乐府古题序》分析道：“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但“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不免削足适履；“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即仅借古题，自为新诗，“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但更彻底的办法是像“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这种风格近于古乐府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诗，就是新乐府。至白居易，首先标出“新乐府”之名，作为自己50篇“因事立题”之作的总称。并在《新乐府序》中全面而明确地规定了这种“新乐府”的特点：“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从新乐府运动的缘起到新乐府诗的特征，都表明新乐府运动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它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之时，充分贯彻了《诗大序》“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惰性，以风其上”的精神，把儒家注重文学同社会现实的联系、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