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钟嵘提出的诗歌发生论。物感说滥觞于《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物也。”认为音乐的发生是由于人心之“感于物而动”，从而产生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物感说后为文学理论所吸收。陆机的《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均以四时景物的感召说明文人萌生创作冲动的契机。钟嵘的物感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又有其独特的理解和发挥。《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戎，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首先，他以“气”的感应来解释物感的本原，显然受到元气论的影响，这与刘勰的道本论（以道为文学的本体）有所不同。其次，从列举的产生诗的各种情境看，他所谓的“物”不限于自然风物，而更侧重于社会生活，这比陆机、刘勰的说法更深刻地揭示了诗歌发生的本原。第三，在种种感荡心灵的境遇中，他更注目于不幸的遭际，所以他评诗也极重怨情。这既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也同后世的“诗穷而后工”“哀怨起骚人”等说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