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钟嵘提出的诗歌审美论。味，作为名词用，是指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使人在欣赏作品时得到特定的审美感受；作为动词用，是指以诗歌为对象的审美活动。味与艺术美相比拟早见于先秦典籍，如《左传》：“声亦如味。”（昭公二十年）《国语·郑语》：“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食物之品味，其直觉性、非功利性，与审美活动有类似之处，古人基于通感的原理，逐渐由比拟而赋予“味”以新的涵义。六朝时期，在审美意义上运用“味”的概念已很普遍，宗炳有“澄怀味象”（《画山水序》）之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味”的使用频率甚高，如“清典可味”（《明诗》），“余味曲包”（《隐秀》），“味之则甘腴”（《总术》），“使味飘飘而轻举”（《物色》）等等，“味”已被确立为审美概念。但形成一种理论观点则始于钟嵘的“滋味说”。《诗品序》中说：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诗有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可见钟嵘所谓的“味”是指诗歌的审美特征，而与政治评价无涉。诗歌的“滋味”，主要取决于创作题材的丰富，表现方法的多样和艺术形式的完美。滋味说也涉及诗歌的内容，如要求“兴托”，有感染力，但不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标准。推祟五言诗是因其表现力高于四言，故不同于刘勰之以四言为正体。主张酌用三义，也是为了增强诗歌的表现力（见三义说）。滋味说又极重视诗歌的形式美，因而贬抑“理过其辞”的玄言诗，标举“风力”和“丹彩”的结合，以为“词采蒨诗，音韵铿锵”则能“使人味之，娓娓不倦”。钟嵘的滋味说开了以味论诗的先河，后来出现各种诗味说，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的重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