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学者对以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孔子的道统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之精华的称谓。首定此名之人，今已无从确知。章炳麟于1903年曾说：“上天以国粹付余。自麟之初生，迄于今兹……至于支那宏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起，绝于余乎，是则余之罪也。”（《癸卯狱中自记》）表明将保存国粹使之发扬光大为己任的决心。他总结维新运动失败之教训，力倡道德革命，以为须“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强调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此处所言三项即国粹的三方面的具体内容，为一般讲国粹者所接受。1904年刘师培、邓实、黄节等在上海组织“国学保存会”（原拟名“国粹学社”），后又办《国粹学报》，形成以章炳麟、刘师培、邓实、黄节为代表的“国粹派”。他们主张“保存国粹”，而必须破坏那些“非国非粹”的东西，“是故以研究为国粹学之始基，庶几继破坏而有以保存矣”（黄节：《国粹学社起发辞》）。说明他们将“保存国粹”与革命“破坏”的任务结合起来的坚强信念。他们又主张：“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期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国粹学报叙》）即要以研究东洋西洋之学为手段，以期发扬光大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这一立足点是爱国主义的。正如许守微的断言：“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刘师培认为：“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源。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黄帝纪年论》）即以黄帝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和国粹的标志。他主张为发扬国粹，须对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以适应新的世界进化之潮流，为此他为“国学保存会”写了《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学教科书》《中国文学教科书》，都是按照近代治学方法，打破前儒以人为主的旧体例，而以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哲理学等学科分类的新体例而构成的。这表明他对于国粹的理解是开明的和进步的。辛亥革命后，复古派对“国粹”的理解和阐发已不同于前面的“国粹派”。劳乃宣认为：“夫纲常名教，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续共和正解》）。康有为则“慨国粹之丧失”“痛人心之堕落”，创《不忍》杂志，鼓吹“定孔教为国教”。所有这些都是为反对共和、复辟帝制、尊孔复古制造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