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是治国安邦之本，永恒不变；西学可补中学之不足，有应时制变之功用。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提出的关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中学亦称旧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西学亦称新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及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具体规章制度。这一思想初见于早期改良派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遂后，郑观应指出：“中学其本”“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西学》）。又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这类言论和思想具有打破旧学统治，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工业的积极作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6），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匡时策》一文，明确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析》中也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这一思想做了具体的阐发。他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主张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论其知识，练其艺能”。还指出“中学”即“孔门之学”，“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劝学篇》上）！孔门之学的要害是“尊尊而亲亲”，“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同上）。强调中学中的三纲五常，特别是“君为臣纲”，不能动摇。张之洞也主张讲“西学”，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他理解的“西学”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知识、制造技艺、国际公法知识、商务知识等，认为这些是可以变的。批评守旧派是“不知通”，“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批评维新派是“不知本”，“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强调“中学治身心，西学应时世”，认为学习西学应该是以加强而不是破坏封建制度为目的。中体西用论反映了近代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及纲常名教的态度。“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都有很大影响。严复晚年声称：“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与熊纯如书》）章炳麟晚年宣扬“孔子之书，昭如日月”（《与孙思防论学书》）。实际上都回复到“中体西用”的思想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