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源于儒家利用厚生与经世致用的、讲究实事求是的学问。实学这一名词，始见于北宋间理学形成时期，其源流上可追溯至先秦时代，下则迄于清亡而不绝。不同的历史时期，因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的差异，而具有不尽一致的内涵。务实是中国儒学的一个好传统。孔子论学，以诗书礼乐为教，不语怪力乱神，讲求道德规范的笃实践履，业已奠定学求实用的格局。司马迁著《史记》，以《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儒林列传》表彰此一务实精神。班固后先相承，于所著《汉书》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的语汇，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汉魏间，佛学东传，至中唐而大盛。与之同时，道教亦因当权者的提倡而风行。佛、道盛行，构成对儒学的严重威胁。于是中唐以还，辟斥佛、老，尤其是反佛的声浪时起时伏，递相传衍。北宋中，终于形成以儒学为主体，融佛、老为我有的道学，即后世所称理学。理学中人以佛、老之学不切世用，为空为虚，而自视其学不离人事，为实为真。因此，自理学大师程颐始，出现了“实学”这一语汇：“九经，实学也。”（《程氏遗书》卷一）意即儒家经典所言，皆是笃实有用学问。理学南传，朱熹、陆九渊殊途同归，皆言实学。朱熹以“理”为实学，陆九渊则以“心”为实学。经历元明两代，实学一语不胫而走。至明代中叶，王守仁崛起，依然以其致良知为实学。因为“良知”无事无物不可致，所以他说“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传习录》下）。

　　明朝末叶，社会危机加剧，理学因脱离现实而衰微，空言性与天道，无补于事，最终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而空疏不实。于是为学虚实之辨应运而生。东林巨子高攀龙修正王学，以朱学为实学，而斥王门后学为虚学，指出：“今日虚证见矣，吾辈当相与稽弊而反之于实。”（《高子遗书》卷四《讲义》）明廷儒臣徐光启做同调之鸣，大声疾呼：“方今事势，实须真才，真才必须实学。”（《徐光启集》卷十《与胡季仁比部》）复社诸君子沿波而起，集一代经世之文为一书，以《明经世文编》的刊行，发出了“士无实学”（卷首陈子龙《序》）的呐喊。至此，实学演为强劲的学术潮流。

　　明亡清兴，实学潮流空前高涨。承明人的倡导经世实学之后，经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中叶，讲求实学蔚成风气。实学一语不仅广泛见诸一时学者著述，而且深入庙堂，成为君臣间问对的学术语汇。此一时期的实学，既有传统的道德修持，更有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它的侧重点已经转向紧迫的经世救时。正如当时著名学者顾炎武所说：“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因此，同先前的理学时代以道德践履为实学不一样，明末清初的实学，以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典章制度沿革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自康熙中叶起，迄于乾隆、嘉庆间，实学一语依然流行朝野。雍正二年（1724），清世宗为南京钟山书院题匾，写的即是“敦崇实学”四字。经学大师戴震，述及乾隆初清廷文化政策，亦称：“崇奖实学，命大臣举经术之儒。”（《戴震集》卷十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至于清高宗上谕，实学一语更是屡见不鲜。然而这一阶段的实学，已经失去清初实学的经世致用内容，每每与经学并举，实已成为讲求文字训诂的笃实经学。嘉庆、道光间，清王朝盛极而衰，为学虚实之辨再起。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穷经考古学风，认为经学考据于国于民毫无益处，“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汉学商兑》卷中之上）。鸦片战争前后，以《清经世文编》的刊行为标志，经世思潮再度高涨，讲求切于世用的实学重新成为学术主流。甲午战争，清廷惨败，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变法自强声浪四起。讲求实学的主张不惟见诸朝廷上谕、章奏，而且陕西、浙江等地相继出现实学书院，上海还创办了专门的《实学报》。晚清实学，超越汉学、宋学壁垒，摆脱经学、理学拘囿，以经世时务的讲求为第一义，既恢复了清初实学的经世传统，又贯通古今，兼有中西，对清代实学做了一个辉煌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