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学的别称。清代经师说经不取宋儒义理，主张追溯汉儒古训，以彰明孔孟学说，故名。

　　发端　清代学术以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整理和总结为特征，因而汉学植根于传统学术，尤其同宋明理学的盛衰存在必然的内在发展逻辑。明朝后期，理学已成强弩之末，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方兴未艾。归有光首倡于前，试图以“讲经”取“讲道”而代之。钱谦益继起，“以汉人为宗主”的经学主张不胫而走。入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费密诸南北学者唱为同调，并使之同为学以经世的时代呼声相结合，形成通经致用的新学风。顾炎武把归有光、钱谦益等人的经学主张加以归纳，提出“理学经学也”的命题（见经学即理学），扬起了经学之幡。关中学者李颙并时而鸣，主张融理学于传统儒学之中，重申：“道学即儒学也，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二曲集》卷十四《周至答问》）在向传统经学回归的潮流中，通经致用的学风被清廷的文化高压政策阉割，日渐失去积极的经世内容，向博稽经史一路走去。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的治经主张，登高一呼，回声四起。康熙中叶以后，毛奇龄、阎若璩、胡渭等清理宋儒经说，为汉儒训诂的复兴开启了先路。

　　形成至鼎盛　乾隆一朝，是汉学由形成至鼎盛的时期。惠栋、戴震先后相继，成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苏州惠氏，三世传经。承清初黄宗羲、黄宗炎兄弟及毛奇龄、胡渭等人对宋儒《易》学的批判，乾隆初，惠栋继之以起，潜心治《易》，专注于汉儒《易》说的勾沉辑佚，相继撰《易汉学》《周易本义辨证》《周易述》等，由《易》而《诗》、而《书》、而《春秋》，稽考所至，遍及九经。他倡言：“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认为：“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意。”因而主张：“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松崖文钞》卷一《九经古义述首》）惠氏梳理汉代经学源流虽未尽实录，混淆了经学中的今、古文分野，但他的唯汉是尊，唯古是信，则在当时的学术舞台上扬起了汉学之幡，成为乾嘉汉学的开派宗师。诚如稍后著名学者钱大昕评惠栋学风所云：“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惠栋故世，戴震崛起。戴氏为皖南人，早年师从一方名儒江永，颇知天文历算、典章制度。后结识惠栋，继承惠氏以训诂治经的传统，进而提出“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见由训诂而明义理）。他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戴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在乾隆中叶的学术界，戴震之所以能与经学大师惠栋齐名，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他能融惠学为己有，而且还因为他进一步把惠学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及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对惠栋学术进行创造性的解释，从而发展了惠学。正如他所重申：“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戴震集》卷十一《古经解勾沉序》）自清初诸儒发端，至惠栋而门墙确立，戴震一脉相承，再加发展，训诂治经遂成汉学中人为学的不二法门。以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奉召入京，预修《四库全书》为标志，汉学发皇，大行于世。

　　总结及演变　嘉庆、道光之际，国家多故，世变日亟，清王朝已经衰象毕露。时势在变，学风亦随之而变，今文经学若异军突起，汉学考据渐失昔日盛势而趋向偏枯。当此学风转换之际，汉学中人对一味复古有所反省。扬州学者焦循力辨考据名学之非，指出：“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他对“唯汉是求而不求是”的积习进行批评，进而提出“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的治经之道，主张：“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雕菰楼集》卷十三《与刘端临教谕书》）王引之与焦循唱为同调，对“株守汉学而不求是”的倾向痛加抨击。焦、王皆汉学营垒中人，却一致道出自家学派的病痛所在，它表明汉学鼎盛的局面已经过去，总结既往得失，谋求学术发展新路的时代已经到来。

　　同样是总结汉学，江藩、阮元与焦循、王引之异趣。他们不是采取批评的方式，而是将汉学承传及其成果编纂成书，通过正面表彰来加以总结。为此，江藩先后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二书。书中鄙夷宋学，推尊汉学，认为清代经学实是汉代儒学的复兴，因而称之为汉学。阮元则利用作为封疆大吏的特殊身份，主持编纂了卷帙浩繁的《学海堂经解》。江藩的以汉宋两家将一代儒学判然中分，心存轩轾，扬汉抑宋，以及阮元表彰汉学的努力，终究未能挽回汉学的颓势。鸦片战争前后，时势的急剧动荡，加速了学术的变迁。龚自珍、魏源挺身其间，治今文经学而与经世思潮合流，从而为晚清学术开了先声。晚清70年，汉学虽不绝如缕，迄于清亡，还陆续出现孙诒让、俞樾、章炳麟等大师，但是中国近代学术会通中西，多姿多彩，汉学已经远非主流。在近现代的中国学术史上，考据训诂不再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只是以一种为学方法论而留下它的久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