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是《大学》8条的开头两条，经朱熹表彰后成为理学极重要的功夫理论。朱熹认为格物是即物而穷理，致知则是藉穷理而推广心知。这两条功夫做熟，即可达到物格知至的境地，就是“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8条的其他6条，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然也被包容于其中了。明代初年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吴与弼、薛瑄等依然按照格物致知的学说来做功夫，注重躬行实践，兢兢检点言行，常常枕上思过，在梦中意识到怠惰而忽然警醒。他们是敬畏有余而洒落不足。

　　心学代表人物提出完全不同的格物致知之学。陈献章、王守仁认为，礼仪书册都应学习，但是做圣人要紧的是明心，因为人人心中都有至善的天理。守仁据此重新解释《大学》格物致知，形成自己的格致之学。对于他来说，格物是格心之物，致知是致良知。他认为物理不是指自然规律，而是指伦理学中的至善，也就是天理，也就是我心的本体、我的良知。因而格物就不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过程，而是人在自己身心上做的一种修养功夫。物实际上是事，是心中想的、身体行的事，格物即是使这些事都符合天理。所以格物不是格外物，而是格心之物、格念头。另外致知不是致别的什么知，而是致良知。良知人人当下具有，不假外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便是致知。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就是格物。因此致知与格物是同一个天赋观念实现的过程，身心修养的过程。王守仁认为他的格致功夫具有朱子学所没有的直截简易，切于身心，既敬畏而又洒落。王守仁的格物致知之学也有其流弊，那就是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和洒落，而丢弃共同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