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兴起的儒家义理之学。“宋学”之名，较早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自汉兴以后，垂两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此将宋学与汉学视为经学两派。其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阮元的《国史儒林传序》都沿袭此说。

　　发端　儒家经学在汉代，先是以西汉时讲阴阳灾异，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为主流，后则以东汉时重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的古文经学为主。后来六朝的南学、北学，隋唐的义疏派，虽然虚实繁简不尽相同，但其学术立场仍与古文经学一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谓的“汉学”即指东汉的古文经学而言。宋初经学，大都遵唐人之旧，坚守唐人正义之法，不得谓之宋学。至庆历年间，诸儒渐思立异，互出新意，自此风气一变。司马光说：“近岁公卿大夫，务为高奇之说，流及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论风俗劄子》）陆游也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这说明，北宋庆历后，守古训，尊师传，重家法，专事训诂名物，讲求信而有征的汉学之风趋于没落，而具有怀疑精神的宋学已逐渐盛行。其时，以己意改经者有刘敞的《七经小传》，借释经为革新立论者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此外，欧阳修排《系辞》，苏轼、苏辙毁《周礼》，李觏、司马光疑《孟子》，苏轼讥《尚书》，晁说之黜《诗序》；程颐作《易传》专明义理，苏轼撰《书传》横生议论。于是形成了一代学风。

　　特点　①注重义理，排拒文字训诂考证。汉学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重在章解句释，训诂考证，而宋学则主张“探圣贤之心”，深入于儒家经典的堂奥，阐发其中包蕴的义理。程颐说：“学者当识其义而已。”（《二程全书·粹言一》）由于宋儒讲经，重在探究义理，故宋学又称义理之学。②标新立异，疑经改经。汉唐诸儒尊儒家经典为神圣，视经师之说为至理，循规蹈矩，不敢移易，而宋儒却倡怀疑之风，认为凡汉唐经师旧说，俱不足信，声言“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于是，疑经、删经、改经乘间而起。二程和朱熹前后三次改易《大学》原文章节，朱熹三传弟子王柏作《书疑》九卷，对《尚书》全经予以移易补缀，又作《诗疑》二卷，删削《诗经》。宋儒疑经，一本于“理”，“凡古事与其理合者即以为是，与其理不合者即以为非”（皮锡瑞：《经学通论》）。宋儒疑经并非要全盘否定儒家经典，而是力争儒学正统，建立体现“道统”的新经学体系。③标榜门户，排斥异端。宋儒说经，颇多争论，见仁见智，各持己见，原本是学术界的正常现象，但宋儒却使这种学术争论陷入门户对立之中，在坚守自己门户的同时，压制门户外学者及其学术见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儒标榜门户，以劫制天下之异端。”（卷三十七，经部《圣门释非录》题解）清江藩的《国朝宋学渊源记》说：“为宋学者，不第攻汉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为朱子之学者攻陆子，为陆子之学者攻朱子。”④探究本体，维护纲常。宋学着力探究的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企图为儒家学说建立本体论。尽管宋学派别甚多，对什么是世界本体，观点不同，但思考本体是其共性。本体论的社会伦理内容是三纲五常，天理乃是“仁义礼智之总名”。宋学家力图从本体论的高度对封建纲常伦理做出哲学论证，从而使精致的思辨形态和现实的纲常内容统一了起来。

　　派别　宋学派别甚多，主要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之学。

　　影响　宋学对后代影响深远，元、明时代统治者对程朱理学十分尊奉，将其作为“有国家者”务必通晓的学说。元代颁定科试程序，明确规定“非程朱之学，不试于有司”，从乡学到太学，皆以朱熹为师。明初定科举之制，也基本上承袭元代旧制，宗法程朱。其尊崇程度，达到了“见异不迁”“莫敢异同”的地步。明代正德末年，王守仁代表的心学崛起，将义理之学推向新的高峰，但其后学或流为异端，或流为迂阔，导致了宋儒义理之学的衰落。清朝初期，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诸儒，虽皆曾潜心程朱陆王之学，但深感宋学崇虚弃实的流弊，着力挽回风气，治经时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之说，择善而从，加以扩充，开启了清初汉学、宋学兼采之风。乾隆以后，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汉学大昌，宋学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