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经学。《北史·儒林传》：“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由此“南人”与“北学”的对举，可知北朝经学可简称北学，南朝经学可简称南学。南学特点是深受玄学影响，解经偏重于义理，不甚注重文字训诂。在南朝宋、齐两代，都是先立“四学”，即文学、史学、儒学与玄学，然后在四学基础上建立国学。国学按五经分科。《周易》兼用郑玄、王弼两注，王注占优势。这种优势在梁、陈两代有增无减，至陈、隋之际郑学已“寝微”。《尚书》兼用孔安国注与郑玄注，孔注较为兴盛，至陈、隋之际“郑氏甚微”。《春秋》兼行三传，而《公羊》《榖梁》仅能“读文”，不能“通其义”，唯《左氏传》较为兴盛，其官方注释为服虔的《解谊》与杜预的《集解》，杜预的《集解》在陈、隋之际已占绝对优势（《隋书·经籍志》）。南朝国学《诗》用《毛诗》郑笺，三《礼》用郑注，然而到梁代，玄学兴盛，梁武帝作《毛诗大义》11卷，皇侃撰《礼记义疏》48卷，玄风实已渗透于《诗》学与《礼》学中间。南学兴盛期为梁代，现存南学代表作即为梁朝皇侃所撰《论语义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