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博士官和经师传授儒家经书的规则。师法谓某一派经师解释该经的观点和条例。家法谓其弟子相传，各自名家。

　　汉代博士官和经师传授五经（见六经），分为许多派系，不仅有古今文之不同，齐学鲁学之别，而且对某一经的解释，其观点和说法也不一致，形成了不同的经说。《后汉书·章帝纪》说：“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这里指明了师法和家法的由来。

　　某学派的弟子，对该学派的师说，必须遵守，不得任意解经，即是“师法”。如关于《春秋》的解释，有三传：《左氏》《公羊》和《榖梁》。三家对《春秋》的解释，各有自己的经义。如《春秋》首句，“春王正月”四字，《左传》解释为史官记事，必表年月，谓此年为“春，王周正月”。而《公羊》则解释为“大一统”，谓继周王鲁。《公羊》派的经生后学，必须按《公羊》义解释《春秋》，此即《公羊》派的师法。又如，宣帝时，魏相“明易经，有师法”（《汉书·魏相传》），谓以卦气说解《易》。当时，《易》立博士官者有施、孟、梁丘三家。三家解《易》也有其师法。孟喜《易》，学于田王孙。后因受蜀人赵宾说影响，同意“箕子明夷”中的“箕子”为“万物方荄兹”之义，被斥为“非古法”。后博士缺，众人推荐孟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汉书·儒林传》）。

　　《后汉书·儒林传》说：“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如《今文尚书》派，始于伏生，传于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又传于兒宽，宽又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于是《书》有欧阳氏学。张生又传《书》于夏侯都尉，再传于始昌，始昌又传于大夏侯胜。胜又传从兄子夏侯建。于是《书》又有大小夏侯之学。各家之学亦不尽同。后学通经者，各随家法受业。

　　就汉代经学的派别说，师法表现该派学说的渊源，家法表示该派学说的漫衍。汉代的经学，通过师法和家法的约束，各自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具有鲜明的宗派性，培养了唯师说是从的门户之见。此种解经的学风，对后来经学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