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六艺或六经，即《诗》《书》《礼》《乐》《周易》《春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汉人视六艺为永恒的和普遍的真理，故称其为经。对六经的研究、传授和学习，称为经学，又称其为“经艺”或“经术”。《乐》有声无书，早已失传。汉人所谓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经学作为儒家学者倡导和钻研的学科，始于汉，其后，历代儒家学者都以解释经书为己任，经学成为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形成和内容　两汉是儒家经学形成或定型的时期。秦统一中国后，由于采纳法家学说，“焚《诗》《书》，坑术士”，儒家尊奉的典籍即六艺受到沉重打击。汉初的统治者，因受秦帝国灭亡的教训，开始表彰儒学，至汉武帝定儒学为一尊，立五经博士，博士置弟子，传授和讲习经书，于是形成了经学，并出现一批传经的大师，成为经学的骨干。西汉初期的经师，《诗》有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婴；《书》有曾为秦博士的济南伏生；《礼》有鲁高堂生；《易》有田何、杨何、丁宽；《春秋》有齐人胡毋生、公孙弘、董仲舒。东汉初期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汉书·儒林传》）以上是传授今文经学和列为学官的经师及其派系。此外，还有传授古文经学以及未列为学官的民间经学系统，其代表人物西汉有毛公、孔安国、费直；东汉有郑兴、陈元、郑众、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时期的经学著述，《易》有13家，《书》有9家，《诗》有6家，《礼》有13家，《乐》有6家，《春秋》有23家，而《易》居群经之首。

　　派别和论争　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流派。今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本子是由当时经师口授并用汉代隶书写成的，对经书的解释，注重章句，阐发其大义。西汉初期经师所传授的经学大都为今文经学，并被朝廷列为学官，成为官方的经学。景帝时，鲁恭王扩其宫室，坏孔子故居，得《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由汉以前的古文字篆文写成，其后孔子后代孔安国得其书，献于朝廷。传授古文经的学派，为古文经学。其对经学的解释，注重训诂，尊重经学中的历史实际。《左传》和《周礼》为古文经学派所独有的典籍。古文经学家多次争取立为博士官，由于今文经学派的反对，除汉平帝与王莽执政时外，均未能成功。其经学流行于民间。

　　古今文之争的焦点是关于《春秋》的解释。今文经学派推崇《公羊春秋》受到汉武帝的支持，从而成为当时的显学。《公羊春秋》的大师有公孙弘和董仲舒。董氏的《公羊春秋》学，主大一统，奉孔子为神，成为汉代官方哲学的代表。此派经学后来发展为纬书。古文经学则推崇《左氏春秋》，其代表人物有刘歆、贾逵等，同今文经学派多次展开论争。汉代经学，还有齐学鲁学之别，齐学推崇《公羊》，鲁学则推崇《榖梁》，亦相互论争。汉宣帝时，召开了一次经学会议，即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由宣帝裁决，增立《榖梁春秋》，大小夏侯《尚书》和梁丘《易》为博士。汉章帝时，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讨论今古文经学和纬书的争议问题，又对纬书做了一次总结。

　　今文经学曾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成为官学，由于其学风与谶纬迷信结合在一起，受到学术界的责难，日趋衰落。古文经学虽仅短暂列为官学，但其影响日益扩大，东汉中期以后，成为经学的主要势力。

　　传授和影响　两汉经师招收弟子讲学授业，其弟子有时达千百人，多者有万人。其解释经书，有一定的规则，为弟子们所继承。每一学派宗师解经的规则，称为“师法”，经生后学必须遵守。每一学派传授经书又有自己的派系，世代相传，各自各家，称为“家法”。两汉经学企图通过师法家法保持其学术传统不变，以维护其社会地位，具有浓厚的宗派性。

　　在师法和家法的约束下，两汉经师倡导的章句注疏之学和训诂考据之学，对经书的诠释，愈来愈繁杂，说一经竟达百万余言，如小夏侯《尚书》经师秦延君解说《书·尧典》篇目两字的涵义有十万余言，说“粤若稽古”四字达四万言。如班固所说：“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此种烦琐的经学学风，终于将汉代经学由兴盛引向衰亡。

　　汉代的经学，为儒学开创了依经书的注释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学风，将儒学推向经学时代，其影响深远。由于对经文本义停留在阐述上，而不敢有所异议，在知识界养成了尊孔读经的学风，对人们的思想又起了禁锢作用。

　　经学自身有其发展的历史，从汉到近代，一直延续下来，经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汉代五经变为宋代的十三经。各时代对其解释，也不尽同，可分为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经学、隋唐经学、宋明经学、清代经学和近代经学。每时期的经学又有其特色。秦汉以后的儒学史，也可以说是儒家经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