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经传典籍的词义做考察并给予解释的学问。如《诗·周南·关雎》之《疏》云：“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训诂与考据虽相关联，但作为一门学问，训诂之学形成甚早，汉代已有训诂之学，先秦古籍有赖汉人所做训诂得以流传。何休所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是现存今文经学中的训诂之学的最早之作，在此之前经学家的注经之作，其实也是训诂之学的表现。至于考据之学则是文字以及音韵和金石学兴起走向成熟之后将其方法用之于历史和经学、子学的研究，才产生了严格意义的考据学。总的看，考据之学肇端于明中叶，而大盛于淸代乾嘉时期，至今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因为训诂之义往往有臆断之秕杂，而考据学则必须言之有据，据必可靠，推理要求严密，而且不能仅凭孤证作断，是带有近代实证色彩的学问。考据之学和训诂之学结合之后，训诂之学进人类似近代科学的新阶段。下面分阶段介绍训诂考据之学。

　　由汉至唐　汉代的训诂之学和经师们的传经解经活动相联。《说文》：“训，说教也。”“诂，训故言也。”训诂之义即教人通晓古语。如《诗·周南·关雎》之《疏》云：“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这是古语今译的疏通解释工作。汉初形成的《尔雅》一书就是古辞今解的著作。开始的《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将古代典籍中的用辞分类归并，以汉代当时所通用的语词加以解释，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辞书，也奠定了汉代训诂之学的基础。《尔雅》的《释亲》《释宫》《释器》以下各篇是关于各种名物的解释。《尔雅》中关于名物训诂的思想资料对后世理解先秦的观念文化和物质文化都有重要意义。汉代训诂之学的另一巨大成就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它集形、声、义为一，收录从上古到东汉的籀文（大篆）、古文（战国文字）、小篆等各种文体的文字九千余，逐一解释，集西周以来的文字之大成，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字书。《尔雅》释辞，而《说文》解字，两者既是文字学I作，也是训诂学的基础。后世儒家解经，往往多以两书为据。《尔雅》到唐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汉代经学的今古文学两派斗争中，《尔雅》和《说文》的出现，为古文经学占据主流取得优势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从“字”的形、声、义到“辞”和“名物”的来源厘清之后，今文经学为迎合政治需要，依据隶书而穿凿附会的风气受到了严厉的驳斥，后世的训诂之学实际上是沿着汉代古文经学所开辟的道路发展。东汉末年集古文经学之大成又兼采今文的训诂学家郑玄遍注古文经，成为“天下所宗”。郑注儒经成为后世训诂学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整个儒家经学发展的历史与训诂学联在一起。魏晋玄学盛行。玄学家王弼、郭象注《老子》与《庄子》，而玄学家何晏也注《论语》，援道入儒，在训诂上也倾向于“清通简要”，注重义理阐发。南朝经学受播于江左的玄风影响，而北朝学风仍保持汉学重章句训诂的风气。如南朝梁皇侃作《论语义疏》就略于名物制度而引入玄理以解经。隋唐统一之后，唐孔颖达作《五经正义》，统一了南北经学，在选录前人之《注》的同时，又为其作《疏》，训诂之学进人重义理的阶段，宋学沿之继进，整个儒学的发展迎来了宋明新儒学时期。

　　宋明时期　宋明新儒学通称宋明理学，崇“理”尚“理”，在训诂上以“理”为准，不仅不像汉儒那样恪守师法，而且不信注疏，甚至删改增补经文，但却创新开拓经文蕴含新意，形成疑古的理性精神。如欧阳修曾作《易童子问》，认为《易》之十翼非孔子所作。朱熹对古文《尚书》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清代新汉学（乾嘉考据学）虽非议宋学但却继承了宋学的疑古精神，汲取利用了历代的文化积累。新汉学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平远远髙于汉学。

　　明初实行科举以八股经义取士，而经义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儒生熟读朱注《四书》能敷衍经义，即可入仕，故明文人的学问偏枯空疏，明代中期之前在训诂之学方面无显著成绩可道。不过，从杜佑撰编《通典》，郑樵编《通志》，马端临编《文献通考》以后，所积累的史料为考据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宋以后兴起的金石学，如吕大临的《考古图》（成书于1092年）以及其后的《宣和博古图》等，对古器物的著录和研究为以后的考据与考古开了先声。明中叶后出现由疑古而考证的著作，如梅鹫的《尚书考异》，提出许多确凿证据，证明《古文尚书》之伪，解决宋人虽疑而缺证的问題。陈第作《毛诗古音考》，指出宋人对《诗》不协韵的疑惑在于宋人不知古音，为清儒从音韵学入手研究经学和古代文学开了先例。明代焦竑的校勘之学也对清儒的训诂考据之学产生重要影响。真正全面为乾嘉朴学（训诂考据之学）开启风气的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综合运用文学、音韵、训诂、历史、地理、金石等各种知识，辨析考证，纠前人之谬，发前人之未发，在治学方法上形成了较完备的考据学风。乾嘉学派中的吴、皖两派均深受其影响。

　　清代　清代的乾隆嘉庆时期，训诂考据之学进入其鼎盛期，在儒林士大夫中蔚为风气，名家辈出，成果显著，以致训诂考据之学和“乾嘉朴学”成了同义词。它的兴起有诸多因素，主要是宋明理学发展到明代末季，其空疏浮夸的流弊已十分明显并为儒林有识之士所觉察。早在明孝宗（1488～1505)时文学领域内就有以“前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思潮，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以八股经义取士的科举制度和集权专制的封建政治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导致官方儒学的虚伪性日益暴露。明亡之后，遗老士大夫更痛感空谈误国，于是兴起了对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反思与批判。

　　如顾炎武曾言：“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与施愚山书》)这种思潮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带有民族主义的忧患意识和呼唤近代启蒙觉醒的色彩。而清代统治实行高压政策，利用士林中企图以朴实学风纠补理学空疏之弊的心理状态，将其强行扭曲转向经学的训诂考据。而《古今图书集成》《性理精义》《四库全书》的编纂，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训诂考据学的兴起意味着新汉学学风对宋学的胜利，也意味着启蒙思想趋向萌芽的夭折，以“稽古古文”取代“经世致用”使大批知识分子埋首古籍故纸而不问政治。乾嘉朴学学风朴实，治学强调小学功夫，从文字、音韵、校勘、目录、辨伪等方面人手博读古籍，以“无征不信”的求实态度综合多种知识参照比较，考辨其真伪，因而在经学、史学、子学等方面都做出大量可观成绩，一扫空论心性天命的宋学之风，但却继承其疑古之风。如崔述在其《考信录提要》中曾言“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在经学上，清初万斯大作《周礼辨非》《仪礼商》，指出《礼》学中可疑处甚多；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使古文《尚书》之伪成为定论；胡渭作《易图明辨》《洪范正论》，指出宋代《易》学源于道家，阴阳五行之说与方术有关。有清一代经学著作极多，清道光年间由阮元主编的《皇清经解》收录74家、180余部著作都是对儒经的训诂考据之作。在史学上，乾隆时设“三通馆”，完成“续三通”，又撰述“清三通”，把唐、宋、元时的《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所开辟的史学著作体例延续下去，并编了大量的“圣训”“会典”“一统志”等。私家著述多为正史、别史的改修、分撰、补阙、补注、辑佚等。清中叶后，不少学者目光投向先秦诸子著作，分别整理校订和注解，也成绩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