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阐发经义、探究名理为宗旨的儒家学问。不同于章句注疏之学。

　　“义理”一词，初见于《礼记·礼器》：“义理，礼之文也。”此“义理”仅指一般道理而言。汉晋时，“义理”一词表示儒家经典中的经义名理，如《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北宋时，开始把讲求儒学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称为“义理之学”，并用以与汉唐时重章句、训诂的经学相区分。程颐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者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二程集》卷十一《二程语录》）张载亦有“义理之学”的提法。清代学者更明确地将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类，并将宋学归于义理之学。戴震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戴震文集》卷九《与方希原书》)后来，许多学者都沿袭此说，义理之学遂成为宋学的别名。

　　义理之学是适应结束唐末、五代的割据分裂局面，重建中央集权和封建伦理道德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在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中以儒学为核心，融合儒、释、道而形成的。其主要特点是：①鄙薄文章训诂之学。程颐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二程集》卷十一《二程语录》）宋儒大胆地打破汉唐“传注”的陈规，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松动了自汉唐以来的思想禁锢。②重视理论思维，富于哲理性。张载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张载集·经学理窟》）宋儒通过解释儒家经义，系统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建构哲学体系。③以义理权衡一切，突出儒学中的伦理纲常、道德名教。

　　宋明儒家学者的思想几乎都是义理之学，但由于个人的立场、观点，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经义名理的理解也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学派。

　　清代初期训诂考据之学兴起，乾隆、嘉庆年间大盛，儒者们崇考据而贬义理，宋儒的义理之学趋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