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典籍含义做解释的学问。

　　形成和流派　汉郑玄《仪礼注》云：“言注者，注义于经下，若水之注物，亦名为注。”先秦“百家争鸣”时代，诸子竞相创立新说而不依傍他人，故无“注疏”之说。汉代儒家被“独尊”，属于儒家的经典除《周易》外，大都经秦火之劫，《诗》《书》《礼》《春秋》均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出，其义理需要传经的经师加以注解方能为时人所解晓，因之，汉代注经之作甚多，汉代经学就是解经注经之学。《疏》作为解释经义著作的形式出现较晚。晋释道安著《光赞析中解》《光赞抄解》解释佛经，已不同于一般的“注”，带有“义疏”色彩。南朝梁武帝萧衍作《中庸讲疏》，始以《疏》为解经著作之名（“疏”有“分”“导”“通”等义），同时有费甝的《尚书义疏》。唐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在选录前代之《注》的同时，又为之作《疏》。以后“注”与“疏”相连，形成了章句注疏之学。

　　汉代不少经学家都有自己的注经之作，但大都亡佚，如著名经学家贾逵曾作《春秋左氏解诂》《国语解诂》，而马融则曾遍注《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孝经》等，均只在后人的辑佚丛书中见其一鳞半爪。流传至今的汉代注疏著作有赵岐的《孟子注》（其序为《孟子题辞》，《疏》为宋孙奭所作）、郑玄所注《毛诗》《三礼》，以及何休所著《春秋公羊解诂》等。其中除何休所注《公羊传》为今文外，其余均系古文。章句注疏之学开始集中在对“经”的注疏，以后逐渐扩大到先秦诸子，如马融曾注《老子》《淮南子》，高诱(东汉末，生卒年无详考）曾注《淮南子》（今与许慎注相杂）、《吕氏春秋》等。

　　两汉以降，后代人为前代有影响的典籍著作做注疏蔚为风气，形成传统。汉代多为儒家经典作注疏，魏晋玄学兴起后，为道家典籍作注者增多。佛教传入后，除译介外，中国僧人也开始为佛教经典作注，从而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章句注疏之学的盛行是对先秦“百家争鸣”的否定，也从而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在继承与发展问题上的特殊形式。后代人对前代著作在作章句注疏时，既有“述而不作”的方面，又有“既述且作”、发挥蕴含增添新义的方面。每一历史时代的人，对既定的思想体系，对流传已久具有影响的典籍都会有新的理解，通过“章句注疏”的形式，就灌注了新的时代精神，给予新的解释，有了新的发展，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连续继承性与开拓创新性的统一。由于“注疏”不能离开“章句”本身，因而它是一种偏于渐进和保守的发展形式，有利于传统的绵延，却不利传统的更新，是形成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强大历史惰性的因素。

　　章句注疏之学中也有不同流派，学风旨趣和思想内容、理论结构都可能有不同的趋向。如汉代经学中就有侧重名物训诂的古文经学派和侧重于按理论框架发挥义理的今文经学派之分。同一部经，同样用注疏的形式，不同的流派就有可能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因此，通过章句注疏之学的形式，也能够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形成新的学派。如王弼的《老子注》《周易略例》，向秀、郭象的《庄子注》就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理论体系。而张载的《横渠易说》、程颢和程颐的《程氏易传》、朱熹的《四书集注》则形成了宋明新儒学（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

　　发展阶段　儒家章句注疏之学发展历史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汉唐阶段　汉至唐基本上沿袭了汉代学风，从郑玄融合今古文以古文为主的注经著作到孔颖达的以融合南北经学为特色的《五经正义》，以至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其基本倾向是立足于训诂进行综合当代和总结前代。由汉至唐，中隔玄学与佛教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章句注疏之学亦受其影响，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就杂入老、庄玄学的义蕴。《五经正义》持“《疏》不破《注》”的原则，保存和整合了前代的注经成果。而《经典释文》则将“音”与“义”相连，把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注重音切的传统特点继承下来，兼采前代人的训诂成果，考证各本的异同，从而扩大了章句注疏之学的范围，为以后的考据之学开了先声。《经典释文》中除将儒家的《周易》《尚书》《毛诗》《三礼》《春秋三传》的“音义”加以通考外，还将《老子》《庄子》亦列为“经典”，体现了南北经学的统一，也体现了唐代儒、道并列的意识形态的总格局。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可以说是儒家章句注疏之学的承上启下之作，不仅唐代的科举以此为《五经》之范本，其对前注之取舍亦影响后代。如《周易》之注，虽有王弼“尽黜象数”之举，但晋顾夸（同“夷”）著《周易难辅嗣义》影响颇大（见《隋书·经籍志》），“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正义》）。《毛诗》也是这样，《毛诗正义》“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正义》）。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对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相当推崇。

　　宋学阶段　从宋到明末这一历史时期，章句注疏之学关注的重点是《周易》和《四书》，因为宋学是在销熔佛、老哲理基础上形成的新儒学，其基本特征是伦理的本体化，思想内容和理论结构的哲理思辨色彩大大增强。这是从《周易》的理论武库中汲取了天、地、人“三才”同构的思想对抗和销熔了佛教世界二重化的结果，也是以《周易》中阴阳二气的“氤氳化生”论取代佛教的“因缘和合”论的结果。由于《周易》的哲理深奥又富有儒家传统，所以宋儒都热衷于为《周易》作注疏。张载有《横渠易说》、二程有《程氏易传》、朱熹有《周易本义》。在这些有关《周易》的注疏中都体现了宋学的重义理的特征。宋学的注疏在学风上大都要言不繁，时有开拓创新而不泥古，和汉人注疏中偏重名物训诂之风大相径庭。宋儒热衷于对《四书》的注疏，出于其对佛教进行理论斗争的需要，他们擷取并发挥《四书》中关于“天”“命”“心”“性”的论述，以儒家传统的“心性论”来对抗和销熔佛教的佛性论。以儒家的“中庸观”来对抗和化解佛教的中道观，以儒家的“殃庆论”取代佛教的报应论。朱熹的《四书集注》就起到了上述作用。

　　新汉学阶段　清代新汉学是和考据之学结合在一起的，而考据学在明中期后已露端倪。如梅鷟的《尚书考异》对清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和惠栋的《尚书古文考》起了先行开拓作用，赵宦光的《说文长笺》《六书长笺》为清代的音韵学开了先声，焦竑的校勘之学、頋炎武的考据之学也都是清代新汉学的先导。清代的章句注疏之风甚盛，仅《皇清经解》一书就收录经学家157人之多，多为乾隆嘉庆时人，又与考据相联，故称乾嘉学派。其中的吴派把训诂等同义理。如钱大昕云：“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经籍纂诂序》)而以戴震为代表人物的皖派，除训诂名物外，也兼顾义理，其后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经学名家都属皖派系统，对注疏学各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