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儒家学派的学者。汉以后逐渐泛指读书人、知识分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二世召博士诸儒生。”秦末博士和儒生通称，叔孙通是儒生，曾为秦博士。有时亦指博士官的弟子为儒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又说：“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汉初张苍、伏生、申培、辕固生、韩婴、胡毋生、瑕丘江公等经师均为秦时博士或儒生。秦末儒生与方士结合，儒生多通方术，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侯生、卢生逃去，儒生遭坑杀460余人。《史记·儒林列传》说：“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此处所说术士即儒生，《说文》释“儒”为“术士”。侯生、卢生即是儒生通方术者。

　　儒生又称儒士　《庄子·田子方》引鲁哀公说：“鲁多儒士。”《庄子·天下篇》所说：“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即指儒士。清人陈立疏：“先生，儒士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儒士在汉初亦和儒生通称。《论衡·谢短篇》亦说秦燔《五经》，坑杀儒士。”在古时，儒生、术士、儒士通称。

　　儒生又称学士　《后汉书·儒林传》说：“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指秦焚书坑儒，儒生多挟图书逃亡。汉初撤挟书之禁，儒生（学士）潜藏民间者献出秦火未燔及之图书。汉初举贤良文学，当时儒生又称贤良文学之士。《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天子初即位，召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公孙弘为儒生（白衣），以通《公羊春秋》经被征为博士，可见贤良文学之士即是通经的儒生。

　　儒生又称经生　汉代以通经取士，儒生以学习经书为业。《论衡·谢短篇》说：“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因此儒生又称经生。《汉书·儒林传》说：“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元帝时为西汉经学转折时期，儒生通经者受到奖励，通一经可入仕。《论衡·超奇篇》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后汉书·儒林传论》说：“若及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此处“经生”指博士，是指东汉鼓励经术，向博士经师学习经书者，不远万里纷纷而至。

　　儒生和儒服儒冠　儒生要穿儒服戴儒冠。《礼记·儒行》引孔子对鲁哀公说：“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郑玄注说：“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禅衣也。”逢（缝）掖之衣，指宽袖大褂。《论语·先进》亦引孔子弟子公西赤说：“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章甫即章甫之冠，小相指为国君相礼，相礼时戴章甫之冠，可见儒服儒冠对于礼仪之重要。《庄子·天下篇》所说“搢绅先生”，据陈立疏：“搢，笏也，亦插也。绅，大带也。”绅为大带，说明儒服肥大，要围以大带。后人亦以“缝掖”、“章甫”、“搢绅”称谓儒生。如《隋书·儒林列传》说：“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搢绅硕学、缝掖巨儒，有时亦简称“搢绅”、“缝掖”。《新唐书·儒学列传》说：“章甫之徒，劫为缦胡。”章甫之徒，即指戴儒冠的儒生，因为遭安史之乱，而被劫持。古时亦以对儒服态度判别崇儒或黜儒。《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从这一记载，亦可看到儒服宽大行动不便，而楚服短小行事方便。当然，刘邦喜短衣楚制，亦因他自己乃楚人，服短衣。《史记·郦食其陆贾列传》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这种溲溺儒冠的行为，自是侮辱儒生，轻蔑儒家的表现。《后汉书·儒林传论》则称赞光武帝兴儒学的结果：“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说明光武帝刘秀崇儒尊儒，而使身穿儒衣，口称“先王”的游学儒生增多了。

　　儒生与太学生　古时立太学为官学，太学生为官费学生。儒生求学于太学，讲习经书，以应选举（入仕）。但是遇到国家发生变故，社会政治出现危机，太学往往成为评论时局的阵地。儒生习诵经典，受儒家教育，以匡世济民澄清天下为己任，因此，当国家民族发生危机时，像太学这样儒生集中的地方，容易形成群众性舆论，而兴起清议之风。例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其基本群众即为太学儒生。《后汉书·党锢传》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多。”这里所说“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即是指以太学诸生为主体的清议队伍。当时太学生有三万多人，反对阉党，抨击腐败政治，声势甚是浩大。在汉末桓帝和灵帝时两次党祸中，太学生被捕者有千余人。这两次党锢之祸，为后世清议树立了典范，在历史上发生深刻影响。

　　又如明末的东林党人，亦以儒生为基干，当时无锡东林书院成为儒生清议阵地，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明史·顾宪成传》）。当时在朝的士大夫清流与书院儒生相呼应，砥砺气节，开展清议，矛头主要指向阉党及其把持的朝政。当时许多著名东林党人在反对宦官的+争中遭到屠杀。他们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发扬了儒家的正气。《明史》卷二百四十三在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高攀龙等人传末赞说：“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东林党人及东林子弟有许多在明末参加了抗清斗争。

　　中国近代的民主变法运动亦由儒生发端。例如著名的戊戌变法，即由当时康有为等进京赴考的举子开始发动，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虽是康有为第二次上皇帝书，但因为众多举子参加，上书遭都察院拒收，折稿则被缮印散发，于是形成强大舆论，造成更大影响，而使变法运动得以蓬勃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