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的学派。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当中占有较大势力，对社会有较大影响。汉代定儒家为一尊，此后历代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道统，孔子被尊为圣人、素王。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主体。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　儒家学派的创立　在孔子之前已有儒存在，然而自孔子开始才出现系统的儒家学说，形成儒家学派。《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说孔子为儒家之首，其地位最为尊贵。《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说明孔子时儒家学派巳颇具规模。《史记·太史公自序》亦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是说孔子在周室衰微，礼坏乐崩的历史条件下，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创立儒家学说，直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时仍为学者所信奉。战国时期孟子评价孔子曾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春秋》为王者立法，故说《春秋》为天子之事。孔子并非王者，而他却作《春秋》为王者之法，故他发出“知我罪我”之叹。自汉代开始，后世封建社会均强调孔子为后王立法的历史作用，视孔子为素王，为教主。这样，孔子创立的儒家便被赋予更为深远的意义。孔子的历史作用与尧舜禹汤及文武周公并列，而儒家思想亦成为封建社会最高的指导思想，汉以后儒家思想曾支配中国社会2000余年之久。

　　孔子死后，儒家发生分化。《韩非子·显学》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是儒家八派说的由来（见儒家八派）。《荀子·非十二子》除推尊仲尼子弓之外，还抨击子思孟轲之儒，并指责“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这些都说明孔子死后儒家分化的情况。《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孔门后学于战国时期参政者不少，其中最为显学者为孟子、荀子两派儒家。《史记·儒林列传》说：“于威（齐威王）宣《齐宣王）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孟子“距杨墨”，批判杨朱、墨翟学派，捍卫儒家思想；荀子“非十二子”，对诸子展开批判，独尊仲尼、子弓，对发扬儒家思想主张起到重要作用。汉初经学与孟、荀两派儒家关系甚大。相传荀子传《礼》，孟子传《诗》、《书》、《春秋》。

　　儒家学说基本内容　《史记·太史公自序》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对于儒家学说概括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太史公自序》接着对于“博而寡要”和“劳而少功”作出解释：“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里指出六艺的《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儒家经典经传浩瀚，其学非一代人所能全通，故说累世不能通其学，此即指博而寡要。而儒家提倡之礼亦太多繁文缛节，要学习儒家之礼，也要耗费大量时间，故说劳而少功。但是儒家以《诗》、《书》、《礼》、《乐》教人，其思想核心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之别。这成为后来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发端，因此被司马迁说成是不可改变（不可易）的准则。《左传》亦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隐公十一年）要贯彻礼，礼的细微末节皆不容忽视，因此不能厌烦礼的繁文缛节。因为礼为儒家核心思想，孔子为维护周礼，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的主张，于重视礼的同时提出仁的学说。“仁”与“礼”相辅相成，“礼”是社会制度规范，“仁”是人所具备的精神品质。“仁”和“礼”成为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基本规范和精神。儒家即是以礼义或仁义匡世教人。孔子提倡“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提倡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成仁”、“取义”成为儒家最高人格情操，要求为维护儒家信仰、礼教尊严敢于付出任何牺牲。

　　儒家提倡王道反对霸道（见王道霸道）。孔子作《春秋》即是维护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反对诸侯僭越。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孟子则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实行王道政治，就是对人民实行德政、仁政，强调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以德治礼义教化为主，反对滥用刑罚，即任德而不任刑，以此争取民心归向。这也成为后来儒家的传统。

　　秦汉时期的儒家　秦朝末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儒家受到打击。《史记·儒林列传》说：“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此即后世所说的焚书坑儒。术士即儒生，据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孟子学派为战国显学，这派儒生遭坑杀，是对儒家很大的打击。经过焚书坑儒，儒家众多典籍付之灰烬，儒生受到摧残，儒学因之低落。秦朝重法术，排斥儒家思想，而到汉初又崇尚黄老之学。因此，秦汉之际，儒家一度处于低潮。《史记·儒林列传》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学，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汉承秦制，文帝时尚刑名法术，亦属自然。而汉初为恢复经济，与民休息，刑名之学与黄老之学结合，在政治上崇尚无为。但由于汉初取消挟书之禁，儒家思想亦有所活跃，许多儒生参加汉朝政权。如陆贾劝说汉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要刘邦吸取秦朝没有行仁义、法先圣导致灭亡的教训。（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后来，刘邦仍然任用儒者叔孙通为汉朝正朝仪。这些对汉初政权都起到稳定的作用。到汉武帝时，汉朝社会经历了70多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发展。武帝已不满意于黄老无为而治，转而采用儒家有为政治。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被后世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建立起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体系。《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据《公羊春秋》说孔子为汉代改制立法，确立了孔子素王地位。董仲舒从理论上加强了儒家纲常仁义道德思想，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和“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主张，对后来儒家影响很大。特别是他说的明道正谊不计功利，发扬儒家仁义至上精神，而为宋儒推崇备至，他也被宋儒称为“纯儒”（《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繁露》条卢文弨解说：“案此书之大旨在乎仁义，仁义本乎阴阳，阳居大夏而阴居大冬，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可以说董仲舒的核心思想仍是儒家的仁义，这是他在汉代发展儒家思想的意义所在，也是他的学说对后来儒家发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成为汉代独尊的儒家学说，除了杂糅阴阳五行思想，还吸收其他诸子思想。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所谓霸王道杂之，反映汉代使用儒法两手，或说阳儒阴法。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悦）之。”缘饰儒术即并非纯用儒术，为汉武帝所赞赏。《汉书·盖宽饶传》说盖宽饶反对“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这是反对汉宣帝霸王道杂之的思想，而主张纯用儒术。这些均反映汉初儒家思想发生的变化。

　　汉代崇尚经学，主张通经致士，对儒家学说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董仲舒、公孙弘都以通《公羊春秋》经致士。《史记·儒林列传》说：“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有不同的文字（今文隶书，古文籀书）、师授和解经。（见经学流派、今古文学）汉代经学由于传授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师法家法。经学的兴盛发达，虽然对发扬儒道具有重大作用，然而亦有流弊发生，这就是通经取士成为制度，而经学变成利禄诱饵，儒生皓首穷经，亦使经学流入烦琐章句。《汉书·儒林传》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繁滋，一说经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此后历代王朝之选士办法虽屡有变更，然而以通经或明经为儒者致士原则并无改变。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佛学兴盛，儒家再次处于低潮。玄学虽然强调调和儒道，实际上是阳尊儒家而阴崇道家，老庄思想较之儒家思想占有优势。王弼、何晏玄学出现，使“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文心雕龙·论说》）。向秀、郭象的《庄子注》问世，又使“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晋书·向秀传》）。当时玄学家调和儒道是援道入儒，如王弼以老子思想解《易》，作《周易注》，将《周易》这部儒家经典变为玄学的重要著作。他还著《论语释疑》，亦不专在解滞释难，而在附会大义使与玄理契合。何晏著《论语集解》，亦杂入不少玄学观念。向秀、郭象著《庄子注》亦推尊孔子为圣人，并不认为庄子为圣人。当时从王弼到郭象，都尊孔子为圣人，都竭力调和自然和名教，主张名教出于自然，认为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并无矛盾，这是玄学和原来的老庄道家不同之处。玄学在魏晋时期起到会通儒释道三家的历史作用，这对于后来儒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并列，儒家虽然受到重视，但是未能像汉代那样处于独尊地位。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朝廷仍以通经取士，经学由重视义理而有新的发展。唐中期古文运动兴起，儒家思想抬头，出现韩愈辟佛老，崇儒家，提出儒家“道统”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儒家道统失传，是由于佛老异端作怪：“不人于老，则入于佛。”（同上）为了发扬儒家道统，反对佛老异端，韩愈甚至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同上）焚烧佛道经典，要僧人道士返俗。韩愈的道统论得到宋代理学家的赞赏。与韩愈同时的李翱批佛老又受佛老影响，作《复性书》，提出穷理尽性正性命的命题，对宋代理学发生影响。唐中期自韩愈、李翱开始，可称为儒家由汉学系统到宋学系统的转折期，有助于宋代儒学的复兴。

　　宋元明清时期的儒家　儒家学说在宋代得以复兴，又有新的发展，这就是理学的发生。理学提出“理”为宇宙本体，“理”又称天理，“天理”乃是仁义道德纲常伦理的哲学升华。理学虽然极力排斥佛道异端，实际上则是吸收佛道思想，建立起“理”的思辨体系。理学着重探寻性命天道，深化了儒家义理，使儒家思想哲学化。理学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发扬儒家“正谊明道”、重义轻利的思想，将儒家仁义纲常观念造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和道德风气，使孔孟之道更加深入人心。儒学发展到理学，进入更高层次，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成熟。宋儒大多推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朱熹用一生精力完成的《四书集注》，被宋以后历代社会定为全国通用的教科书。《四书》地位的突出，孔孟更加受到推尊，儒家的道统地位更是不可动摇。而宋儒则成为儒家道统的当然继承者。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认为二程（颢、颐）为儒家道统传人。朱熹后学魏了翁在《朱子年谱序》中则说：“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兴，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与异端果孰为胜负也。圣贤既熄，而关洛之学兴，微朱子，亦未知圣传之与俗学果孰为显晦也。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谓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这是以朱熹为儒家道统的传人。朱熹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他的学说“致广大，极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朱熹实际上成了后期封建社会的圣人。理学在元代得到传播，受到朝廷尊崇。元代修《宋史》特别突出道学（理学）地位，专立《宋史·道学列传》。对此，《明史·儒林传》评论说：“宋史判道学与儒林为二，以明伊雒渊源，上承洙泗，儒宗统绪，莫正于是，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钜。”这对宋代理学评价极高，以之为上承洙泗（孔子）的儒家正宗。理学又称宋学，被后世称为新儒学。明代王守仁继南宋陆九渊，提出系统的心学思想，主张“心即理”，心为本体，在明代后期曾经发生重要影响。明以后，儒家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流派，他们都提倡“天理人欲”之辨，所依据的都是儒家经典，而在解释上有不同。明末清初儒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戴震等，其思想倾向分属程朱和陆王两派，或折中两派思想。因学派之不同，互相之间抨击有时较为激烈。虽有批评理学禁锢束缚人们精神思想流弊，如以理杀人（戴震语）等，但都谈不到是反对理学。清代朝廷仍奉程朱学说为儒家正宗，陆王学说则受到贬抑。理学在清代没有得到发展，基本上呈衰落趋势。

　　近代儒家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时期，是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近代早期民主运动，大多打着儒家旗号，以“托古改制”形式推行变法主张。如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提倡今文经学，据《公羊春秋》说孔子“据乱世而立三世之法”，为近代民主革命立法。谭嗣同、梁启超等赞同康有为说法，均奉孔子为素王，为教主。康有为还以《礼记·礼运篇》孔子所说“天下为公”为依据，著《大同书》宣传“大同”世界乌托邦。谭嗣同著《仁学》，吸收西方耶稣教思想和中国大乘佛教思想以及儒家思想，提出新的“仁学”思想体系。由于康有为和谭嗣同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进化论思想，以解说传统的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为民主变革提供理论武器，他们所标榜的儒家孔子学说与古代儒家孔子思想已发生性质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