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所以经世”的简称。强调史学必须“经世致用”，反对宋学的“空谈性天，离事言理”和汉学的“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的考索补订。这是浙东学术的特色之一。章学诚将这一思想特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在《文史通义》中，他疾呼史学研究必须“经世致用”，指出：“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也。”（《文史通议》内篇五）学问必须与社会人事相结合，为解决社会人事问题服务。认为文章、立言如脱离经世这一目标，则将与世无益：“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文史通议》补遗续《与史余村》）他论证道：“人生不饥则五谷可以不艺也，天下无疾，则药石可以不聚也，学问所以经世，而文章期于明道。”（《文史通议》内篇四）撰文论学固然注重发明，但“有所发明而于世无用”，就不过是“雕龙谈天之文”（《文史通议》外篇三《答沈枫墀论学》）。提出“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也。”认为君子若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文史通议》内篇五）。强调研究历史要经世致用，史家写史也应详近而略远，多写当时之事。章还以为，整个学术研究都应经世致用。至于如何经世致用，应根据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随时应变，不可千篇一律，浙东之学就是典型。由此章要求学者：具备一定的心术人品，“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文史通议》内篇二）；具备一定的识别能力，“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文史通议》内篇四）。在考据风盛极一时的乾嘉时代，学者们不敢研究现实，大多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考订、训诂名物。章不为此风所囿，别开生面，高唱经世致用，以作史贵知其意、史以经世，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并力图改变不良学风，这就使他超越于其他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