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守仁论儒家的经书与史书关系的命题。语出《传习录》上：“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王守仁主张一元论，以为道与事不可分割，所谓道即事，事即道。因此作为史书的《春秋》不单纯讲历史事实，其中也贯穿了道，而讲道的五经（见六经），并非凭空讲道，其宏论都有历史事实做根据。这种经史不分的观点，正好为他的伦理中心主义张本。在他看来，既然经史一体，那末史书也同经书一样是为了“明善恶，示训戒”的。因此，史书的写作原则应该是善事可以记下事迹，用来教育后人，而恶事只能记下教训，略去事迹，防止人们从中学到坏的东西。这个观点对于后世历史编纂的伦理价值取向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