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刘知幾的史学观点。《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两篇，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对古代史实和儒家经典提出质疑，表现出一种怀疑和批判精神。据杂史和出土材料，以为尧禅位于舜不可信，舜放尧于平阳是事实。“观近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废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史通》卷十三）而舜禅位于禹亦不可信。商之代夏以及周之代商都是以臣欺君。“汤之饰让，伪迹甚多”（同上），“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同上）太伯让位是为了免祸，非有至德。周公诛放管、蔡是由于揽权招疑，非是为了王室安危。从实录直书的原则出发，反对先儒和经典的隐讳，认为此是爱憎由己，厚诬来世。他说：“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杀。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语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通书》卷十三）《惑经》篇亦指责孔子多为贤者讳的作法。另对经典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看法，“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通书》卷十三）。唐末柳璨认为：“《史通》妄诬圣哲，评汤之德为伪迹，论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殉节，甚至弹劾仲尼。”（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此论虽立足于对《史通》的斥破，但却基本概括了其疑古惑经的内容和精神。疑古惑经是刘知幾实录直书观点的具体运用，尽管对某些史实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却表现出对历史人物和儒家经典不盲目崇信的态度，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