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事实不加隐讳地撰写历史。唐代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出的史学观点。“直书”与“曲笔”相对。“曲笔”指撰史违真，以迎合权势者的需要。《史通》专设《直笔》篇，阐发实录直书意旨。实录直书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所倡导的正直人品。邪与正有别，曲与直不同。邪曲是人人唾弃的小人之道，正直是人人推崇的君子之德。以君子之德修史，才能做到实录直书。此理人人都知，但并非都能做到。原因在于“直如弦，死道边”（《后汉书·五行志》）。实录直书不仅会使贼臣逆子、淫君乱主的秽迹彰显于世，遗臭万年，还会使一些功臣明君的过失为世人所知。这就很容易冒犯当朝权贵，使身家性遭到不测，“或身膏斧钺，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于后代”（《史通》卷七）。“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同上）不少史家贪图眼前利益，“诌媚以偷荣”，至使“曲笔”成风，贻误后人，深刻揭露了“曲笔”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实录直书不易，但理当如此。从良史董狐开始，代不乏人。如“司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同上）等。史家应效法古代良史，“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同上），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就像烈士徇名、壮士重气节一样，宁为兰摧玉折，不做瓦砾长存。“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同上），为后人称道。指明实录直书不仅是一种方法，其中包含着史家的人格追求，只有有良心和无畏勇气的史家方可做到。这种思想把修史与修德结合起来，揭示出阻碍实录直书的社会原因，主张历史编纂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在认识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史学直笔的优良传统，对维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仍为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