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发展呈治乱兴衰循环交替的学说。儒家史学思想之一。

　　治乱循环损益变化 孟子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从三代历史交替得出这一看法，因为由尧舜至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周文王五百有余岁，由周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这样孟子便以五百年为一运，为历史治乱兴替的大略时间，历史治乱与圣人有密切关系，故五百年有圣人出。以拔乱反正。当然五百年是大略时间，历史治乱有迟有速，并非机械限于五百年间。孟子又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同上)这里说的“数”指气数、气运，由文王到

　　孟子七百多年，已超过五百年，从气数上说已到天下大治之时，然而尽管中间出过圣人孔子，社会仍然处于乱而未治当中。孟子据历史气数推论，认为天将有大任落在他的肩上，自命能负起平治天下的重任，此其所说“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的意义所在。秦汉以后，王朝兴替，皆以孟子所说天下一治一乱为历史循环交替即改朝换代的规则。天下未有久治不乱者，而乱终要归于治，历史便是治乱交替循环不已。

　　司马迁说：“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历史的循环并非简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形的发展。三代盛世的兴衰交替便体现了这一规律。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在此，孔子虽从礼的发展谈损益，但亦可用以说明一般的历史发展。后一个朝代总要对前一个朝代有所损益，所谓损益具有改革、维新意义，因此，历史的变化并非简单地重复。司马迁又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史记·高祖本纪》)此处所说“野”指质胜于文；“鬼”指迷信鬼神；“僿”据《史记·集解》引徐广说：“作薄”，“薄”即不真诚。这说明三代交替总是后一代克服前一代之弊。可见历史循环乃螺旋式上升。但因儒家坚守封建纲常的根本原则不可改变，因此，历史循环说带有很大局限性。

　　荀子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荀子·王制》)这一纲常不可改变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被汉代以后儒者引伸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见道不变说)。战国后期阴阳家主张的“五德终始”说，亦属于历史循环交替说，亦为儒家所吸收。(见儒学与阴阳家)

　　“三统”“三正”说汉代儒家董仲舒提倡三统三正历史循环交替说。他将儒家的治乱交替说与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相结合，提出历史是黑统、白统、赤统三统循环交替，由此而改正朔易服色。如夏以寅月(农历正月)为岁首，称建寅，尚黑色，为黑统；商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岁首，称建丑，尚白色，为自统；周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岁首，称建子，尚赤色。为赤统。继周而兴的朝代应用夏正，尚黑色，如此“三统”(黑白赤)“三正”(朔日、正朔)循环不已。(《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东汉《白虎通义》一书吸收了董仲舒的说法。上述说法是为新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提供神学的根据，赋予新的王朝改正朔易服色以神秘色彩，从而说明新王改制的神圣意义。

　　儒家之复古和维新 儒家盛称夏商周三代盛世，是他们以复古形式寄托政治理想。如宋儒程颐说：“由尧舜至于周，文质损益，其变极矣，其法详矣。仲尼参酌其宜，以为万世王制，此作《春秋》之本意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书篇》)孔子参酌三代而为后世王者立法，这样对待历史要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即对历史上的利弊要损益得宜，才可为后世起到立法意义。这是儒家以孔子“托古改制”之名，以三代为榜样，发挥《春秋》微言大义，以达到澄清和改良现世政治的目的。程颐又说：“为治不法三代，苟道也。虞舜不可及已，三代之治，其可复必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政篇》)这是以三代为政治范本，认为虞舜受尧禅让，其政治后世难以企及，而三代传子，三代盛世的政治局面则是可以再现的。这当然是以复古(三代)之名实现维新之理想。因此，治乱虽由天数，但亦不能忽视人为。二程(程颢、程颐)说：“自古治乱相承亦常事。君子多而小人少，则治；小人多而君子少，则乱。”(《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下《二先生语二下》)这里所说“治乱相承亦常事”，是就历史发展规律而言。而关于君子或小人当道，是就促成历史治乱的迟速而言。由此，程颐强调要于盛世警惕衰败。他说：“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至于既衰而后戒，则无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乱者，盖不能戒于其盛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政篇》)这是儒家治世的积极态度，方盛虑衰，总是兢兢业业，防患未然，保持政治清平。这说明，儒家对历史循环交替，并非宿命思想，而是强调人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天运循环，无往不复。”这也是以托古形式寄托实现天下大治的盛世理想，因为他也美化三代盛世。朱熹还从“理”“气”的哲理高度谈历史变迁，认为治乱交替受气运支配。他说：“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祸于世，定是出非常之人。”(《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朱熹所说“气运”受“理”支配，认为气运变迁有其必然之理。因此，他所说气运更富哲理性。尽管他对历史一治一乱，有循环论的局限，未能超出王朝更替的框框，而他从气运盛衰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认为无有衰而不盛者，这就是认为历史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历史不会停滞不变。他认为降非常之祸于世，定出非常之人以救世，这种时势造英雄的观念对历史发展充满了乐观精神。因此，所谓“天运循环”具有辩证发展因素，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形而上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