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三纲五常为万世不易之则的学说。儒家史学思想之一。此处的“道”指封建社会的道理和原则，其内容主要是指封建的纲常道德。

　　发端 汉儒董仲舒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所说的“道”即三纲。他将三纲提到与天相同的地位，认为朝代可以更替，而纲常则不可改变。他说：“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同上)王朝更替，所改变的只是正朔、服色，而“道”即纲常是不可改变的。在董仲舒之前，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被后儒称为孔子“正名”原则。孟子认为纲常道德为天赋良知良能，为人心所固有。荀子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荀子·王制》)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由先秦到汉代，逐渐形成纲常不变观念，标志着封建制度的成熟和巩固。董仲舒的“道不变”说为后儒所继承发扬，成为封建史观的重要原则。

　　流衍 唐代儒者韩愈将纲常仁义概括为儒家的道统，这一道统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到盂轲。孟轲之后虽失传，然而经由韩愈又得复续(见韩愈：《原道》)。自“道统”说提出，更加从理论上巩固了“道不变”说。“道统”与“治统”相并行，治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宋儒以“道”为天理，天理即是纲常仁义的哲学升华。如二程(程颢、程颐)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元无欠少，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动来?”(《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先生语上》)“寂然不动”指“天理”本体绝对无二，不动不变．而君臣父子纲常，亦“天理”本体，也是不动不变的，所以说是：“常理不易，何曾动来?”二程又说：“父子君臣之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二先生语五》)父子君臣之理即“天理”，这是强调纲常原则包罗天地，天地永恒，纲常亦不变。宋儒朱熹亦说：“三纲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论语六·为政篇下》)这也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朱熹还发挥孔子思想说：“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可易；所损益之礼，是人做底，故随时更变。”(同上)他将孔子所说礼之“因”和“损益”分做天做人做，所谓“天做”当指纲常，“人做”乃指对礼所做的文饰。朱熹又说：“所因，谓大体；所损益，谓文为制度，那大体是变不得底。虽如秦之绝灭先王礼法，然依旧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妇，依旧废这不得。”(同上)可见“大体”变不得，即“道不变”，而变者乃礼之枝节文饰。朱熹还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只是盛衰消长之势，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势如此。圣人出来，亦只是就这上损其余，益其不足。”(同上)纲常万年不易，因此，圣人所说损益，不过使纲常更为完善而已。由孔、孟、董仲舒到二程、朱熹，“道不变”说，愈益丰富其哲理内容，有益于强化纲常名教。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封建制度处于稳定时，新社会制度萌芽尚未出现。人们的思想亦难超越纲常规范，难以冲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樊篱。

　　近代对“道不变”说的冲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严重危机，出现早期的维新变法思想。这时的思想家们虽然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然而仍未能超出传统的体、用和道、器观念。如冯桂芬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稍后于冯桂芬之王韬，也认为只能学习西方之“器”，而不能学其“道”，他说：“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弢园文录外篇·变法上》)这也是认为封建纲常不可变。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的沉重，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封建民主意识逐渐觉醒，在1898年戊戍维新运动时期，谭嗣同著《仁学》，提出“冲决网罗”，尖锐地批判名教，认为自名教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谭嗣同主张“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他强烈要求兴民权，反对封建专制，这是对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的严重挑战。当时维新派的思想曾遭到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等人反对。张之洞著《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器可变而道不可变。他说：“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这是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说在新形势下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