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现实的事物说成是古已有之，或假借古人名义宣扬自己的思想、推行自己的主张的理论学说。儒家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例如，关于黄帝的传说，纷繁复杂：黄帝被说成是好几种书的作者，又是几十种发明的首创者。在《论语》一书中，已出现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圣人，孔子希望统治者举贤，不直接说统治者应当怎样，而是说远古的圣王怎样举贤，现今的在位者应当效仿。当然，托古者并非儒门一家。如墨子主张有鬼论，但反对命定论，这本是他自己的独创，而他却要托之于远古圣人，说是古已有之，自古如斯。因此，韩非子尖锐而机智地批判孔墨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可是法家反托古的种种变法理论和措施也未能在中国实现，他们自己反而成了历史的悲剧人物。秦汉以后的一些改革之举，往往以托古说作为理论依据。在近代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是托古改制最著名的例子。康有为认为上古茫昧无稽，诸子百家风起云涌，无不托古改制，孔子也不例外，而儒家经典如《周礼》经过刘歆的伪窜，已非孔学的真面目。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核心理论是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他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据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文教全备也。……此为《春秋》第一大义。”(《春秋董氏学》)在对《公羊》所传“微言第一义”的解说中，康有为借孔子之口大肆，宣扬自己的改良主张。他解释《春秋》中“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经文说：“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谓之王。……乃可改元立号，以统天下。……盖文王为君主之圣，尧舜为民主之圣。……孔子以人世宜由草昧而进于文明，故孔子日以进化为义，以文明为主。”(《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就这样利用公羊学历来解说“微言大义”的灵活性与神秘性，往孔子的思想中大量注进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想与维新变法的内容。康有为将西方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与孔子学说结合起来，勾画中国变法的蓝图，把它说成是孔子的真正理想，据此以堵保守派之口，增强变法的号召力，可是最终还是没有取得变法的胜利，可见托古思想是与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保守路径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