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学关于自然运动、社会变化、文化发展、质能变易关系及其规律，以及人生道德修养方式及其境界的综合性理论学说。

　　概念溯源 “损”“益”二字的对偶运用，始见《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易卦有实际应用，其六十四卦中第四十一、四十二两个既相邻近又相反对的卦分别以损、益为名，而对偶发挥。就卦爻辞而言，“损”有减少、丧失、有害等含义，“益”有增加、增长、有利等含义。它们只是涵义相反的普遍概念。但就卦象而论，损与益却是两组对反性的符号类型，其中蕴涵着阴阳消长、刚柔递变、仁义互济等多元化的义理诠释，渗透着物极必反、质量互变、上下异道等无限性的形式推演；它们已经成为对偶化的结构性范畴。损益二卦语辞含义与结构形式的这种矛盾，引发出损益学说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和日趋缜密的逻辑演变。

　　形式解析 根据传统象数学原理，损卦由两个三画卦兑与艮按下上序列组合形成。从静态，兑为泽。艮为山，损卦有“泽山”相蚀的意象结构。从动态看，下卦兑由乾的九三爻按阳变阴、刚变柔的法则变易而来，上卦艮由坤的六三爻按相反的法则变来。阳刚变阴柔为“损”，反之为“益”。这样，损卦具有“损下益上”的变易态势。整体分析，损卦是由泰卦的九三爻渐次上行到第六爻位而成，具有“其道上行”的符号运动。

　　益卦是损卦的结构性反演，其组合程序是上巽下震，有“风雷”交加的意象结构；其变易法则是，上卦损乾之初九爻得巽，下卦益坤之初六爻得震，形成“损上益下”的变易态势；其整体符号运动是，否卦的九四爻渐次下行到第一爻位而为益卦，即“自上下下”。

　　损益卦象的符号变易运动，有其深刻的哲学意蕴。它们符号化地揭示出物质结构系统里两种方向相反的质能变化。

　　内容述要 损益说的基本观点约有3个层面。

　　阴阳损益观 主要揭示自然界阴阳气化运动中的质能损益关系及其协调规律。损益的对象与条件是，过分亢进或萎退的阴阳运动状况或刚柔质态变化；其原理与方式是，依据“中道”(或“太极”“太和”)原理，对过度与不及的阴阳刚柔质能状态进行“泻有余、补不足”的系统协调；其目的与规律为维持阴阳聚散消长，刚柔分合盈虚的动态平衡，实现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的整体有序。

　　这种损益观点，最先由《易传》提出。在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术典籍里，阴阳损益观得到了广泛的理论普及和有效的技术运用。

　　文质损益观 主要表述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制度变化发展中的文质损益关系及其因革规律。适于粗野和敦朴的人性素质(“质胜文”)与过度奢靡浮华的文化仪式(“文胜质”)，是损益实践的主要对象。既无过又无不及的“中庸”原则，是损益行为的文明标准。对人类的朴野天质“文之以礼乐”，对社会的浮华习气正之以“仁义智信”。是损益的基本方式。损益实践的价值目标在于透过“人文化成”，使人道在损益中不断因继，在革故鼎新中不断发扬光大。

　　孔子最早提倡文质损益原理，并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在其后的儒学发展史上，文质损益观是损益说的学术主流，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产生了全面、深入和持续的历史影响。

　　情智损益现 主要规范个体人生道德修养中的情智损益活动以及达到尽善尽美精神境界的方法和途径。损的对象多为过分的愤怒、畏惧、哀恸、忧伤等情绪，过度的爱好、憎恶、愉乐、思虑等情欲；益的项目主要包括知识、学问、才智、能力等方面。损情欲、益智能的指导原则是“中和”“中行”或“中正”。“志道”与“寡欲”、“尊德性”与“道问学”、“惩忿窒欲”与“迁善改过”“涵养省察”与“格物致知”等，都是损益相辅相成的修养方法。实现“内圣外王之道”，进入至诚至乐的人生佳境，是情智损益的终极归宿。

　　情智损益观点由孔子首倡，经孟荀、《易传》《大学》《中庸》的阐发，初具理论规模。到宋明理学时期，又融合了佛道二教的性命修养理论与方法，趋于全面成熟。情智损益观是中国传统修养理论的核心。

　　学说流变 可按历史分为4个阶段。

　　先秦 损益说开创与奠基阶段。

　　《易经》以“损”“益”为卦名，简单而互反的符号结构与古奥而直朴的语辞，奇妙结合，为损益说的整个历史发展准备了信息源泉。

　　孔子以发扬“仁且智”的人道为己任，首先从礼乐文化发展、人际道德交往和自我学问修养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易经》中的损益思想，得出了礼乐因继损益、百世可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庸至德，损益三友、三乐等重要思想命题，为儒学损益说开创了广阔的学术局面。

　　其后，孟子从心性本善出发，荀子从情知趋恶人手，对孔子的损益说做了正反两方面的发挥，提出了“存心寡欲”“增益其所不能”，“化性起伪”“积善成德”等思想观点。与此相应，《易传》中损益两卦《彖传》《象传》的作者，综合易学与孔学，从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全面拓展了损益概念的学术意义，初步奠定了先秦儒学损益说的理论基础。其提出的“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等辩证命题，对损益说后来的发展影响极大。

　　此外，墨家、道家等先秦学派，也从各自的学术立场上进行了损益之辨。墨家学派“以自苦为乐”，试想借助“非乐”“节用”等过分减损的行为方式，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功利目的。老庄学派为了实现“长生久视之道”，主张“绝圣弃智”和“为道日损”，提出了“玄览”“坐忘”等一系列“损之又损”的修道方法。他们都割裂了损益的内在联系，有违传统文化人道中庸的一贯精神，因而均未发生广泛持久的社会影响。

　　汉唐 损益说延伸与分化阶段。

　　西汉初期编辑成书的《礼记》，其中的《大学》与《中庸》两篇，分别从修身程式和修德境界及其原理方面，将先秦儒学损益说操作化、思辨化。董仲舒从“大一统”政治需要着眼，严格区分了纲常伦理的不可损益性与文质制度的损益必要性。魏晋玄学思想家王弼，尝试融通孔学、易学与老庄之学，在其《周易注》里对损益说也做了一定的发挥。但是，从总体上看，损益说在汉唐之间进展平缓，没有突破性的学术刨见。

　　隋唐两代，以“空”为宗的佛学与以“无”为本的道教得到长足发展，学术上出现了三教鼎立局面。释老多用“为道日损”的心性修持方法，儒学经师则死守章句注疏，繁衍六经文字，走上了“益之又益”的学术歧途。损益说趋于分化。

　　宋明 损益说融合与集成阶段。

　　理学思潮倡明儒学道统，融合三教思想，在更高的学术水平上发挥了先秦儒学。与此相应，损益说也得到了哲理融合与学术集成。程颐、张载、朱熹、王夫之等著名理学家，都用极大的精力解析《周易》的损益之道，提出了更多新颖的理论学说和思想命题。从总体上讲，宋明理学对儒学损益说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三点：①用理气、理欲、性情、道器、体用等理学范畴诠释损益关系，极大地提高了损益说的理论思维水平；②使本体的因继守恒与末用的损益流行相互补充，矛盾耦合，消除了损益自身的偏差，达到了损益平衡；③在政治事功、学

　　问知识上突出增益方法的优势，在道德自律、性情修养上夸大减损方法的效用，为损益说的终结准备了条件。

　　近代 损益说变异与转型阶段。

　　明清之际，随着理学的自我批判，以“损人欲以复天理”为标志的理学情欲损益说，受到了日益猛烈的抨击。但因缺少新的思想方法，理学损益说涉及到的矛盾问题未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和西学进化理论的传人，传统的渐进损益说日趋衰落。康有为视损益因革为“进化之理”，开启了损益说向进化论的变异和向因革说的转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以进化为宇宙公理，以革命为实践手段，传统损益说至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