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历史发展变化以及人事应顺应这种发展变化而变通的理论学说。《易·系辞上》：“化而裁之渭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唐经师孔颖达疏：“言易道若穷，则须随时改变。所以须变者，变则开通得久长。故云通则久也。”这种穷变通久的哲学理念被史家加以运用，将其发挥为一套用发展变通的眼光观察和研究历史的史学方法论。汉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史家的职责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强调史学要研究天道与人事的相互关系，总结历史变化的原因和古今人事兴衰的经验教训。《史记》正是太史公本此精神为后人留下的史家绝唱，其创制为后世历代史家所垂范。如清人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廿二史札记》)为贯彻通变精神，历代各种体裁的史著常冠之以“通”字命名，如刘知畿的《史通》、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

　　中国历代史家，都把史学看成事关国运盛衰、世道治乱、人心善恶的大事，是“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的经世伟业(魏徵：《隋书·经籍志总序》)。因此，历代史家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治乱，人事的兴衰，发表过许多意见，对鉴古知今，通变应时更有卓越深刻的论析。

　　史学意义 通变说的史学意义有3个方面。

　　①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这种观念源于《易传》。《系辞上》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系辞下》云：“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这种穷神知化的通变理念，运用于历史研究，便形成“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集·与诸子登岘山》)的历史发展观。王夫之对历史发展的客观理势论述最精。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传》卷五)人类社会是沿着由蒙昧而渐至文明的道路进化发展的：“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三代之季，尤历历可征焉，当纣之世，朝歌之沈酗，南国之淫奔，亦孔酶矣。……春秋之世，弑君者三十三，弑父者三，卿大夫之父子相夷，兄弟相杀……日盛于朝野。……然则治唐虞三代之民难，而治后世之民易，亦较然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进而认为历史发展是一“势相激而理随以易”的理势合一的客观必然过程，强调研究历史要“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读通鉴论·叙论二》)。

　　②强调鉴古察今，变通人事。晋人刘勰认为史籍可以使人们“居今识古”。他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唐魏徵进而认为识古通变，可以善今。他说：“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隋书·经籍志总序》)南宋吕祖谦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人事制度应顺应历史而变通。他说：“常人之情，以谓今之事皆不如古，怀其旧俗而不达于消息盈虚之理，此所谓不达于事变者也。达于事变，则能得时措之宜，方可怀其旧俗。若惟知旧俗之是，怀而不达于事变，则是王莽行井田之类也。”(《诗说拾遗》)主张因历史发展之理而得因革人事之宜。王夫之对鉴古通变的重要性论之更加深切著明。他说：“‘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熠之者也。”又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读通鉴论·叙论四》)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加以总结，指出：“《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文史通义·释通》)强调通过研究历史，鉴古知今，作为变通现实的历史根据。近代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改革主张，均以历史通变说为其理论基础。如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极言：“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认为历史发展之势不可阻挡，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近代改革者倡言变法，旨求变通的理论常以《易传》的哲学理念为根据。这是因为《周易》穷变通久的思想广为人知，而且易辞玄秘，为近代人发挥自己的思想主张提供了极为方便的形式。

　　③器变而道不变。儒家通变说的历史哲学，强调变通人事以顺应历史发展，有其进步意义。但又主张“变”中有所“不变”，即器变而道不变。“器”指具体的事物和名物制度；“道”指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的根本制度和原则。儒家通变论主张在维护封建时代根本制度(三纲五常等)不变的基础上对具体名物制度做适当变通。在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上，儒家提出经权说。“经”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长住性；“权”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变动性。宋代朱熹对“经”与“权”的关系做过具体说明。他说：“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朱子语类》卷三十七)“经”实际是指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终变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十四)，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做些灵活的应变。“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同上)“权”不可离“经”，“虽是权，依旧不离那经，权只是经之变”(同上)，并且认为只有圣人才可以在非常条件下用“权”以应变。近代儒家将经权论与体用本末论相结合，提出“中体西用”论(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文化及政治改革的理论基础。如郑观应所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西学》)张之洞著《劝学篇》，进一步阐发了这一主旨。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劝学篇·设学》)又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不变(经)的前提下，就一些具体的行政、教育、人才、商务制度做些变通，采纳西学。其实，“变”中有所“不变”的思想也源于《易》。清皮锡瑞说：“以易而论，变易不易皆大义所在”(《经学通论》—《易经》)。他引郑玄论易的话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云：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宜，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同上)器变而道不变的经权论，反映了儒家通变说因循保守的一面。

　　史书体裁和编篡方法上的意义 儒家通变论表现在史书体裁和史书编篡方法上，强调史书体裁及其编纂方法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史书的体裁是史书的表现形式，它随着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刘知幾在《史通》中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史通·六家》)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史学要正确地反映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容，其形式也当与时变迁。他在《史通·六家》中把自古以来直至唐初的史学著作分为两类，即“正史”与“杂述”。又将“正史”分为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刘知幾认为，六家之中只有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汉书》为代表的断代纪传体最符合时代要求。这是刘知幾对正史体裁的归纳与总结。

　　章学诚对史书体裁的变化进一步做了阐述。他说：“《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更无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通识。”(《文史通义校注》，《书教下》)由“因事命篇”的《尚书》体一变而为“比事属辞”的编年体，再由编年体变为纪传体，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史学发展到宋代，在纪传、编年之外，又出现了纪事本末体。章学诚对之大为称赞，说它“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同上)。章学诚认为，人类历史越是发展到后来，人越多，事越繁，变化越快，人事之间的关系也越复杂。这样，一种史书体裁长期沿用就会积久成弊，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出现新的体裁。这也就是易言“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