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董仲舒关于义利关系的命题。谊，义。全句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正谊明道不计功利的义利观，直接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并且自身“罕言利”（《论语·子罕》）。他追求的境界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公开反对谈利，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为利”是小人行径，“为义”是君子品格。义利不能兼得时，应当“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

　　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孔孟儒家道德理想至上的义利观。他认为，义利及其功能都是天生的，“义以养其体，利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但体与利、心与义，二者之间心重于体、义高于利。义对人的养育价值，远远高于利：“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同上）。人们对利的追求，便是对义的败坏：“利者，盗之本也。”（《春秋繁露·天道施》）“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因此，君子应当“终日言不及利”（《春秋繁露·玉英》）。他告诫汉武帝：“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汉书·董仲舒传》）他劝导人们，与其不辨清浊，违背道义而发迹，“莫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董胶西集·士不遇赋》）。这正是明道正谊不计功利的义利观的具体表现。

　　董仲舒明道正谊不计功利的思想，有两个命题。一个是《汉书·董仲舒传》记载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个是《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的“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汉书》所记不符合董仲舒思想的精神；有人认为《春秋繁露》所记前后文意不贯通，应以《汉书》所记为是。从董仲舒思想的实际来看，《汉书》和《春秋繁露》分别记载的这两个命题并不矛盾，其思想实质是一致的。正谊明道而不计功利，是董仲舒义利观的基本原则，它与三纲五常相联系，都以对君主和统治当局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维护为目的。

　　董仲舒明道正谊不计功利的义利观，属于典型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范畴。它强调道德精神的价值和作用，对于人们超越物欲的羁绊、提升精神境界，有着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它成为统治者销蚀人们正当物质欲望，只讲道义和服从的工具。特别是由这种义利观引导出的“损情辍欲”的论点，更开了宋明理学存理去欲思想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