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成绩优秀就去做官。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语出《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为做官优秀的要去学习，学习优秀的便去做官。“学而优则仕”虽为子夏之言，但它与其师孔子“举贤才”“学也，禄在其中矣”的思想是一致的。也和孔子推荐子路、子贡、冉有等学而优的弟子去做官而反对子路使尚未学成的子羔为费宰的行动相一致。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此话虽出于子夏之口，但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个别学者认为，此话既是子夏所言，应是子夏的思想，子夏与孔子虽系师徒，但不能认为子夏的思想就是孔子的思想。

　　词义辨析 对“学而优则仕”历来解释不同。分歧主要集中在对“优”字的理解上。代表性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优”即悠闲、空余、有余力，此话意为学习有余力便去做官。古代学者马融、皇侃、朱熹等及今人杨伯峻、胡曲园、赵一民、郭齐家、刘俊田等均持此说。宋代朱熹便讲：“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余。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杨伯峻亦讲子夏此语意为：“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另一种

　　意见认为，“优”即优秀、优良，此句意思则为做官成绩优秀就去进一步学习，学习成绩优异则去做官。持此说者有郭沫若、毛礼锐、张瑞瑶、王炳照等。毛礼锐认为，孔子及儒家“主张学好了便可做官”，“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做官”。王炳照也认为，从研究孔子的全部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来看，这种解释比较合理，通常人们也往往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学而优则仕”这个命题。张瑞璠也认为：“对这句话的一般理解是：学习是为做官做准备，学好了就做官。”对“仕”字的解释也有歧意：一种意见认为“仕”即“做官”，郭沫若、胡曲园、杨伯峻、毛礼锐、张瑞璠、王炳照等持此说。另一种意见将“仕”解为“做事”。将此语解释为：做事了，有余力要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要去做事。此外尚有把“优”释为“多”，“仕”释为“事”，释子夏语为：“实际事情做的很多了，则要重新学习；学到的知识很多了，就要到实际工作中去检验。”等说法。

　　产生背景 “学而优则仕”思想产生于春秋末年，时值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出现大变革、大动荡。奴隶社会“学在官府”，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官守学业，私门无著述文字。教育非官莫属，欲学者以吏为师。在奴隶社会宗法制度下，实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度。其培养和选用人才的原则是“任人唯亲”，从三卿到大夫都是子孙相继，代代相传。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不学而仕、仕而不学和学而不能仕的现象。庸碌不学无术之辈身居高位，贤德有才之士不得任用。奴隶制的崩溃，封建制的兴起，冲击了世袭制下以血统论贵贱、智愚的旧传统。春秋末年，官府之学解体，官学散落民间，出现学术下移，为非奴隶主贵族者学习文化创造了条件。在此历史条件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家、教育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举贤才”“任人唯贤”的政治主张。而孔子认为“贤才”并非天生，要靠后天的教育和学习去培养，然后由学习成绩优秀的贤才去充任官职。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便是这一思想的表述。这种思想与主张传之于弟子，便是子夏所说的“学而优则仕”。按照这一主张，学习便是为做官做准备，学与不学，学的好坏，便成了能否做官的条件。因此，“学而优则仕”既是统治阶级选拔、任用人才的原则，同时也是重要的教育思想，且这一思想从一开始便是与世袭制相对立的。

　　发展与影响 “学而优则仕”思想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一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属于儒家，墨、法各家也都反对世卿世禄制度，反对仕而不学和不学而仕，只是学的内容和优的标准不同。这一思潮的出现为创立新的选士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并逐渐形成了一条选用人才任人唯贤的原则。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这一原则因有利于统治阶级获取人才，所以很受当权者所重视。封建社会实行“学而优则仕”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汉代实行选举制，即所谓“乡举里选”，也称荐举或察举，其办法为由地方官逐级考察保举，送至中央，再行考查，然后委派官职。此制虽曾选出过一些人才，但在实行过程中，荐举大权操在地方官吏手中，一无身世、二无靠山的英才俊士仍然难被选中。魏晋南北朝改行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设置大小中正官，区别所管地区的人物，定为九等，称九品，以此作为选人授官的依据。之后随着世族地主垄断地位的丧失，庶族地主要求参与政权，以门第取人的九品中正制不再适用，遂改行专门用考试办法挑选人才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始于隋，盛于唐，废止于清末，实行了1300年。科举制度的基本特点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这种办法同选举制及九品中正制相比，较多地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精神。两千年来，封建皇朝曾把“学而优则仕”作为限制豪门世族特权，吸引庶族地主参政的手段；庶族地主及一般知识分子也曾把“学而优则仕”看做自己升腾发迹的途径。因此，科举取士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精神，在与世袭制的斗争中，也确实曾为封建统治者培养和选拔了一批人才。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汉代的选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制，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充分地实行“学而优则仕”。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及科举制度的流弊丛生，通过科举来实行“学而优则仕”，便愈来愈成为一句空话。

　　“学而优则仕”思想具有两重性，它对后世的影响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适应了春秋时期由“亲亲”到“举贤”的社会发展潮流，反对先天决定论，强调后天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反对以门第高低论贵贱智愚，重视德才的作用；反对“任人唯亲”，提倡“任人唯贤”，这种重视教育、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思想是积极的、进步的，这是它的基本精神。这一方面不仅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它所体现的“用人唯贤”的原则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思想遗产。同时，自“学而优则仕”主张产生后，为创立新的以“学优”为准的选士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学优”为准的选士，使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以直接受命于朝廷的官僚群体，从而为由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提倡通过读书以求仕进，宣扬了一种读书做官的思想，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儒家后学更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厌恶体力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思想，这对后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