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思想中关于验证、增益知识和学习目的的学说。其意义可分为两个方面或层次：一是笃行，其含义是重知识之实验应用以达真知；一是力行，其含义是重在将已知的道理应用于实际，而非徒托于空言。

　　自孔子始，儒学思想家向来主张学贵能行，而不贵乎多事言辞。“子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意思是，读完了三百诗篇，把国家的政事托付给他，却办不到；派他出使到四方各国去，也不能独立地应对，虽然诗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因此，孔子以学文为轻，以行谊为重，要求以所行证其所知。“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又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同上)学即求知，习即笃行，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相联系予以考察，都是强调应该在行中来增益和确认自己的知识。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极力反对空言。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意思是，君子最怕自己说的话超过了自己的行为。又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古时候的人说话，不肯轻易说出口来，就是恐怕自身做不到，这是最难为情的事。又说：“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说大话而不知惭愧的人，要他去实地做起来就难了。由此可见，凡是真心笃行的人，皆是寡言、慎言，而以躬行为上。否则，徒有其言，不仅表露其能力之薄弱，而且也必然会犯有浮夸或颓废之病。例如《论语·公冶长》记载：宰予之懈弛怠惰，就被孔子比之为朽木、粪土之墙。

　　所谓力行重在将已知之道理应用于实际，即是仁之见于行。这就是说，在儒家看来，为学的基本目的是行道，是爱人，是充实爱人之能力，而不是为了装饰自己。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其中的所谓博、笃、切、近等诸词，都存在于加重力行之意，而切与近更是强调在实践与浅近处人手，即学所以致用。否则，有广博知识而不知如何分别或集中使用。于己于人，都无用处。基于上述，孔子着重指出：“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子夏则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学以致其道，就是学以致其用。子夏又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而孟子则进一步认为仁可喻为人之安宅，义可喻为人之正路(见《孟子·离娄上》)。并且，他着重指出，如果仁义不能见之于行，无异于五谷之不成熟，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意思是，五谷的种子，在各种种子里面是最美好的种子。但若不能成熟，反不如野草有用。讲到仁，也只在能成熟就是了。成熟即意味着行而有效。着重指明，仁与义皆所以为人，就在于力行而不在于空言。当然，学而不致用不行，就是有学问而用之不得当，也系愚而未近乎智。因此，孔子说：“臧文仲居蔡，山节藻税，何如其知也?”(《论语·公冶长》)意思是，鲁国大夫臧文仲起造房子养着大龟，把山的形象雕刻在柱头的斗拱上，水草的形象画在梁间短柱上，他算得是有见识的人吗?可见，只有学以致用，并且用而得当，才能称做君子。所以，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指明只有以义为本质，照礼去实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才算得上是一个君子。后来的荀子、韩愈等历代的儒学思想家都发挥和发展了孔孟的学以致用的学说，不仅把它视为修身的重要原则，而且把它看做一条根本的教育原则。如文天祥在为友人戴行可的“进学斋”题词中，即有一番精彩的论述：“进者，行之验；行者，进之事。进百里者，吉行三日；进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远行，无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远罪也。戴君行可，以“进学”名斋，垂二十年，前之进，予不得而考也；后之进，予不得而量也。独有一言，愿献于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书》日行之惟艰；《语》曰行有余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为进也。不行而望进，前辈所谓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虽欲进，焉得而进诸?戴君，求进者也，而予言行，予将有远役，其知行之理固审。”(《文山先生全集》卷一《题戴行可进学斋》)这应该说是对学以致用的含义比较全面的解释、阐述。学以致用这一根本的教育原则，对中华民族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曾经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贯彻学以致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