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教师为师之道和弟子求师之道的理论。中国教育思想史的重要论题。

　　自春秋末年的孔子开始，儒家学派的许多学者都收徒讲学，并在教育实践中提出一系列对教师为师执教之道和弟子从师求学之道的看法，逐渐形成儒家独具特色的师道论。

　　为师之道 儒家认为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为人师表 教师要充分认识自己在教育乃至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富有责任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把这一要求作为为师之道的重要内容。他从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出发，主张对民“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而以德、礼教民的人就是教师。荀子更认为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说：“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礼记·学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明确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而教与学都离不开教师。还说：“师也者，所以学(教)为君也。”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要教人“为君”，管理国家，统治人民。西汉的扬雄则以教师作为人之楷模，讲“师者，人之模范也”(《法言·学行篇》)，强调了教师作为“人之模范”的作用。由于教师肩负着教育、培养和造就人才的重大使命，所以扬雄又说：“师哉!师哉!桐子(儿童)之命也。”(同上)东汉末的郑玄更提出“师善则善”(《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视教师为教育成败的关键。唐代思想家韩愈继承了以往的师道论，写出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名作《师说》。《师说》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认为为师者的任务就是要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并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从教中所担当的这三方面任务。只有能承担这三方面任务的人才配称做教师。北宋哲学家周敦颐亦从个人学习和国家治乱两方面肯定了教师的作用。他说：“人生而蒙(愚昧无知)，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通书·师友》)

　　儒家自古以来普遍重视教师的作用，强调教师的职责，这已形成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作为教师，只有明确自己在教育乃至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的责任，才能成为一名好的教师。这是办好教育的宝贵经验和普遍规律。

　　德才兼备 儒家自孔子开始便坚持教师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知识。他认为教师是学生的榜样，只有自己具有高尚的道德，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其教育才能发挥作用。他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上)他还认为教师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自己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因此他特别强调教师的学习，认为教师应有“学而不厌”的精神。他自己便一生勤奋好学，“学而不厌”，以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他还要求教师在学习过程中要不耻下问，要时时处处注意学习，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同上)并且特别指出要向自己的学生学习，说：“起(启发)予者商也。”(《论语·八佾》)这都是要求教师要刻苦学习。教师只有勤学好学才能拥有渊博的知识，才有可能使学生从自己这里得到知识，也才能成为学生勤于学习的榜样，带动学生学习。他还提出教师要能“温故而知新”，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教师只有自己能创造性地学习，才能指点学生做到“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所以早在孔子的时候便已提出为师从教必须勤学、好学、创造性地学，使自己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知识。

　　孔子之后，荀子对教师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他认为教师除去具有渊博的知识外，还应具备四个条件：有尊严，能使人敬畏；有丰富的阅历和崇高的威信；有讲授儒家经典的能力，讲解有条理，不凌乱；能精通教材中精微的道理，并能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这也是要求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精深的知识和娴熟的教育、教学技能与技巧。

　　中国第一部教育学专著《学记》更明确提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即只有死记硬背的知识是不足以为人师的。

　　扬雄则认为：“师之贵也，知大知也。”(《法言·问明》)所谓“大知”即“圣道”，也就是崇高的政治理想。他针对汉代“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的现实，提出教师不仅在知识方面，同时在德行方面亦要成为人的表率。

　　韩愈在总结前人为师从教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教师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教师只有具有丰富的知识和高尚的品德才能完成这三项任务。所以他要求教师必须先于学生闻道，而且术业要有专攻。柳宗元很赞成韩愈的师道论，也认为教师在“道”“业”上都应有很高的造诣，否则徒有师名，误人子弟，不如不为师。

　　教育方法娴熟 要有娴熟的教育、教学技巧。这也是自孔子开始所有儒学教育家的共识。而且他们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也总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及教学的原则与方法。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教学相长、温故知新、学思结合、学习结合、学行一致、尊重学生人格、培养独立思考、言传身教结合、注意学生年龄特征、量力性原则、自觉性原则及分科教学法、个别教学法、谈话教学法等。教师只有根据具体情况，熟练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教学原则与方法，才能有效地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学生的知识，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敬业爱生 要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儒家一向以此作为为师之道的重要内容。孔子认为教师的根本职责是教人，因此，教师必须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

　　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很重要的方面是体现在对学生的深厚感情上。教师的爱生之情最终又落实在对学生不倦地教诲助其成才上。所以，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认为教师要有“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精神。孔子自己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学生“无私”、“无隐”(同上)。无论谁向他请教他都毫不保留地予以教诲。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坚持教育、教学工作。所以其弟子子贡称赞他说：“教不倦，仁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对其弟子极其热爱，无论思想品德、学业才能还是日常生活他都关怀备至。他虽然没有在理论上对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在为师之道中的重要作用做多少论述，但他的教育实践却为尊师爱生树立了榜样，为后世许多教师所效法，对中国教育史上形成尊师爱生的好传统起了重要作用。之后的孟子也很重视教师要热爱学生和教育事业。他自己便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作为人生一大乐事，并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认为师生应当互敬互爱。荀子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提出教师对学生的爱应体现在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上，强调教师对学生要从严要求助其成才。

　　汉代扬雄和郑玄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师道论，也提倡教师应热爱学生，积极施教，反对“师有所隐”(《礼记·正义》卷三十六)。隋代王通对学生更是“未有问而不知，求而不给者”。唐代韩愈继承了孔子“后生可畏”(《论语·子罕》)、“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的思想，和继承了荀子“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的思想，以及继承了《学记》教学相长的思想，进一步提出教师不一定什么都比学生高明，教师应当看到“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师说》)，所以教师要尊重学生，也需要向学生学习。柳宗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交以为师”(《柳河东集》卷三十四)的思想，主张把师生关系变为师友关系。这些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便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比如后世的儒学教育家胡瑗、程颢、程颐、朱熹等，都可谓中国教育史上尊师爱生的典范。朱熹曾尖锐地批评过师生相见漠然如路人的现象。他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教导学生，常与学生讲经论典至深夜。王守仁亦批评当时教师动辄体罚学生，提倡教师要爱学生，学生也要尊敬老师。

　　从师之道 儒学教育家们对弟子从师求学的道理也有许多论述。他们本人既曾拜师求学，亦曾为师从教，在这一过程中，总结出一套较系统的从师求学的道理。其主要内容如下。

　　尊敬教师 为人弟子要充分认识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尊敬老师。

　　历来儒学家都把教师看做道德与学术的代表者和传授者。扬雄讲：“师者，人之模范也。”(《法言·学行》)马融讲：“师者，教人以事而谕诸德也。”(《通典》卷五十三)郑玄继承了这一师说，指出：“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周礼注疏》卷九)韩愈作《师说》也称“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与弟子的区别就在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都是把教师看做道、业的代表者与传授者。

　　基于此，历来的儒学教育家都认为为学必须从师，从师必须尊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专职教师孔子，从德治的政治主张出发，认为教师可以对学生及全体平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教师的工作与政治家的工作同样重要，所以很尊重教师。荀子主张通过教育来改造人性，尤重尊师。他首先把天、地、君、亲、师并列起来，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他把是否尊师看做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标志，认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荀子·大略》)他把教师看做传授最高社会规范——礼的榜样，所以他认为学生必须尊师。他以为只有教师的言传身教才能把封建礼法传授给学生，所以他要求

　　学生不仅要尊师，还要近师。师之教是学生为学的捷径，所以为学必须接近贤师，仰承师训。《学记》总结了前人的思想，明确提出“师严道尊”，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把尊师、重道、敬学统一起来。还说：“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后来王通进一步发展前人

　　思想，提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的看法，认为“虽天子必有师”(《文中子·问易篇》)。认为无论何人要获得知识，增长才干，都必须从师就学，即使贵为天子也不例外，天子亦非生而知之者，也应就有道者而师之。

　　韩愈继承中国古代尊师的优良传统，总结和发展了历代教育家尊师的思想，结合自己的经验，更针对当时人们多“耻学于师”的状况，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从而作《师说》，阐述为学求师之道。他把教师看做“道”的化身，认为不从师便无法学其道，不尊师便不能重其道，也就无法把道学到手。他根据历史的经验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充分肯定了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的作用，说明为学必须从师的道理。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以个人的切身体验说明无师不能自通，无师不能成才。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师友箴》)以此告诫学子乃至整个社会要充分认识教师的作用，尊重教师。唐

　　以后的儒学教育家们也都强调为学必须从师、尊师。尊师成为儒家师道论的重要内容。

　　谦虚好学 要谦虚好学，学无常师。这是儒家师道论的突出特点。孔子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又主张“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每事问”(《论语·八佾》)，都表现了他学无常师、能者为师的思想。所以子贡说他：“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荀子则把能恰当批评自己错误的人也看做自己的老师。王通进一步提出：“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所存。”(《文中子·问易篇》)即是说虽贵为天子亦必须从师就学，而在从师求学时，应学无常师，唯道所存。韩愈继承并发展了王通等前辈名师的师道论，在《师说》中明确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师道观，把“道”作为择师的根本标准。认为为学不必非有固定的老师，只要其人闻道在先，为道之所存者，无论贵贱长少，皆可从而师之。他说：“圣人无常师。”即认为圣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圣人肯于从师求学，且学无常师。韩愈的师道观为后世许多学者所称道，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教育实践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当仁不让于师 从师求学既要尊师又要勇于坚持真理，还要敢于后来居上，超过老师。这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孔子就提倡学生“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即是说在真理面前，对老师也不必让步。而且孔子肯定学生是有可能超过老师的，所以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荀子亦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这些都旨在鼓励学生敢于后来居上，超过老师。

　　历史意义 儒家的师道论是两千年来许多儒学教育家从师求学、为师从教经验的总结，因此，很多内容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但也有消极的因素，如荀子所讲：“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途)不与言。”(《荀子·大略》)要求学生师云而云，唯师是从，将尊师推向了极端，限制了学生的独立思考。韩愈《师说》中“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思想，则带有明显的阶级偏见。这些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