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的功夫，克服由于人的气质之性所造成的道德品质方面的缺陷或不足，使之变化回归到合乎道德的、善的天地之性的学说。它由北宋哲学家张载创立，以后为程颢、程颐和朱熹所继承、发展，成为宋明理学在人性论和道德修养论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

　　人性二元论 张载的这一学说建立在他所创立的人性二元论的基础之上。人性可分为二，亦即人性具有二重性。他说：“性其总，合两也。”(《正蒙·诚明》)“两”即“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就是说，“性”是一个总称，它是由这两者构成的。

　　天地之性 在宇宙生成论上，张载曾提出“太虚即气”的气一元论，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本体，人和天地万物都是由气之聚、散即气化而产生的。“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气。”(《正蒙·太和》)既然人和天地万物同出于一源的气，因而人和天地万物具有共同的本性即气之性。他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虚与气，有性之名。”(同上)“虚”即太虚，指气散而未聚的本然状态；“气”指流动变化的阴阳二气。太虚的本然之性和阴阳二气的性，两者相合，构成了人性。由此可见，人之性，就其本原而言，也就是气之性，它并非人生以后才有的，是先天的，所以张载称这种本性为“天地之性”，或简称“性”“天性”。这种与天地万物所共有的“天地之性”也就是人的本质属性，即人的本性。既然这种“天地之性”是先天所具、天地万物共有的，因而它体现着天道。“性与天道合一”(《正蒙·诚明》)、“性即天道”(《正蒙·乾称》)。因此，性就是天道，天道就是性，性与天道合一，天人合一。所以说人之道即天之道，人之性即天之性。这样，张载从人人都具有的太虚本然之性出发，推演出人之性就是天之性的人性学说。同时他又认为太虚未聚之气是气之本，气之正，是清澈纯一、无欲无求、至善至公的，“虚者，仁之原”“虚则生仁”“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张子语录中》)，由它所形成的“天地之性”也是善的，合于义理的，是善的来源，所以说：“性于人无不善。”(《正蒙·诚明》)

　　气质之性 从“性于人无不善”出发，逻辑上只能推导出一切人性都是善的结论。但实际上人是有善恶之分的，于是张载又提出了所谓“气质之性”来解决这一理论上的难题。何谓“气质之性”?张载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同上)人的气质之性是在人的形体形成后产生的，是根于形体的生理、心理素质，如性格，品质、才能等。他又说：“人之性虽同，气则有异。天下无两物一般，是以不同。”(《张子语录下》)就是说，人们所禀赋的“天地之性”虽然是相同的，但是构成每个人的气质却不一样。这种不同的气质属性造成了人性的差异。他说：“气质犹人言性气，气有刚柔、缓速、清浊之气也；质，才也。气质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气质。”(《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大凡宽褊者是所禀之气也，气者自万物散殊时各有所得之气，习者自胞胎中以至婴孩时皆是习也。”(《张子语录下》)这里的气是指处于聚散过程中的气，它是与质结合在一起的。而不同的物和不同的人，“散殊时各有所得之气”，其所得气自有“宽褊”之分，再加上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习染的作用，由此形成了互有差异的“气质之性”，产生了各自不同的“人之气质美恶”(《经学理窟·气质》)，如性格的刚柔、缓急，品质的清浊、善恶，天质的聪慧、愚鲁，才能的高下、大小等。张载既然把“天地之性”看成是“善”的，因而就把“气质之性”看成产生“恶”的根源。他说：“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正蒙·诚明》)“气者在性学之间，性犹有气之恶者为病，气又有习以害之。”(《张子语录下》)这是说，“恶”来自“气质之性”。但“气质之性”并不等于“恶”，只有“气之偏”才构成“恶”。而“气又有习以害之”，“习”使气质愈“偏”，“恶”就愈发展。可见“善”与“恶”的对立，并不等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而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被习染变恶的对立。因此，要回复到“至善”的天地之性，并不是消灭气质，而是变化气质。把习染上的“恶”去掉。

　　变化气质改恶归善 张载认为，天地之性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是体现天理的，因而是至纯至善的。气质之性是人的形体形成后才有的，是体现人欲的。人欲有当与不当，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善恶相混的。人们由于被气质之性所敝塞，即被物质欲望所诱惑，所以产生了恶。为了恢复先天的善性，就必须变化气质之性，回归到本然的天地之性。人能否改恶归善，关键就在于变化气质，善返其性，所以张载说：“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己。”

　　兼修内外之道 张载认为，变化气质要兼修内外之道，既要注意内心修养，即所谓“虚心”“诚意”，又要注意外在行为的约束，既所谓“集义”“克己”“行礼”“养浩然之气”(《经学理窟·学大原上》)。结合以上两个方面，就叫做“内外之道”，他说：“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经学理窟·气质》)“内外之道”必须“兼修”，不可偏废。所谓“虚心”是使内心达到虚静。“敦笃虚静者仁之本，不轻妄则是敦厚也；无所系阂昏塞则是虚静也。”(《近思录拾遗》)“无所系阂昏塞”就是无私欲杂念。又说：“心既虚则公平，公平则是非较然易见，当为不当为之事自知。”(《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因此，张载认为要变化气质，虚心至为重要，“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经学理窟·义理》)。所谓“集义”是积累义行，也就是“积善”。“集义犹言积善也”(《经学理窟·学大原上》)。“集义”还须“克己”，即克制自己的私欲。他说：“义者，克己也。”(同上)“克己要当以理义战退私己，盖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刚强壮健之德乃胜己。”(《横渠易说·下经·大壮》)对于气质之性，“惟其能克己则为能变，化却习俗之气性，制得习俗之气”(《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己须常克，“义须是常集，勿使间断停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气”(同上)。人充实了浩然正气，就能促使气质变化了。所以，“集义”“克己”乃是变化气质的修养方法。

　　学习 张载指出，要变化气质之性，保存天地之性，还必须学习。他说：“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经学理窟·义理》)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变化气质，变恶为善。“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同上)当然，张载所说的学习，主要是指学习封建的道德伦理。在封建伦理中，礼又是其基本内容，因为“礼即天地之德”，“礼所以持性，善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天地之)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叛道矣”(《经学理窟·礼乐》)。“盖礼者滋养人德性，又使人有常业，守得定，又可学便可行，又可集得义”(《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因此，“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经学理窟·气质》)变化气质之性，返回天地之性，是一个艰苦的修持过程，其中包含着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由不够自觉到高度自觉等许多方面。培养高尚的德行要从内心萌发的细微的善性开始，从小事小德做起。“接物处皆是小德，统会处便是大德”(《性理拾遗》)。大德是从待人接物的一件件小事、小德汇集积累而成的。

　　历史地位和影响 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并进而提出“变化气质”之说，是对中国古代人性论和道德修养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方面阐明了以前一直难以解释的善恶产生的根源问题，一方面又阐明人们由于气质之性所造成的道德缺陷，只要努力学习，加强道德修养，是可以回归到善的本性的。这就为人们约束自己，改恶从善指明了途径，并为封建统治阶级伦理教化的说教找到了理论根据。因此，颇得宋明理学家的尊崇和赞誉。朱熹曾誉其为理学发展史上“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的一大创造，并认为“气质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朱子语类》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