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习看做成才的关键条件，或认为人才的成长要依赖后天学习和努力的观点。儒家关于学习与成才关系的见解。“学以成才”一词，源于三国时刘劭的《人物志·体别第二》：“夫学，所以成材也。”在这里，“材”即才，可见他明确肯定人的才能是通过学习来培养的。“学以成才”思想是对历史上儒家关于学习与成才关系的认识的总结和概括。

　　孔孟荀的观点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即人的先天本性是差不多的，只是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他们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在培养人才方面，孔子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学《诗》，无以言。”(同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一个人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但如果不努力学习，也会走向其反面：“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这说明，学习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人们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后来，子思则说：“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说苑·建本》)这更明确指出学习可以使一个人增长才干。

　　孟子主张性善论。但他认为一个人只有经过教育、学习，才能克服外界的干扰，保持住自己的善性。他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而只要接受教育，刻苦学习，则“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在这里，学习与不学习又成了动物与人的分水岭。

　　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思想，也十分重视学习。他说：“少而不学，长无能也。”(《荀子·法行》)“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他坚持性恶论，认为不学习就无法改变这种恶性。“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同上)“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日：其唯学乎!”(《荀子·儒效》)。意即学习与否不仅决定了一个人是做人还是当禽兽，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贵贱贫富和聪明愚蠢。

　　材虽美不学不高 《礼记·学记》综合了先秦儒家的思想，明确指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学习不仅对一个人成才而且对巩固国家的统治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吕氏春秋·尊师》认为：“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强调指出好学对人才修养身心的重要作用，认为：“圣人生于疾学，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吕氏春秋·劝学》)。

　　《韩诗外传》认为人的材质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得到发展，所谓“材虽美，不学不高”，并以玉石不镂刻则不成器为喻，说明人“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还以文王、武王为例，说明由于他们“智而好问”“勇而好问”，即知学乐学，故而成为圣王。刘向认为：“不学，不明古道，而能安国者，未之有也。”(《新序·杂事》)他还吸取了荀子“善假于物”的思想，提出了“学所以盖才也”(《说苑疏证·建本》)的主张，认为只有肯于问学，方能“广明德慧”(同上)，否则“人才虽高，不务学问，不能致圣”(同上)。

　　王充认为“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论衡》)，批判了那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错误观点，指出“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并进而提出“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人有知学，则有力”等命题。徐斡则突出强调了学在“成德立行”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他认为：“学者，心中白日也。”如能勤心研读六籍，便可“昭明而成博达”，否则，“人不学则无以有懿德”(《中论·治学》)。三国时诸葛亮明确论述了学与才的关系问题，指出：“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集·诫子书》)他肯定了人的才能来源于学，而且只有通过学才能发展人的才能。《颜氏家训》认为，一个人为学，应该是由少至老，孜孜不倦，“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冥目而无见者也”(《勉学》)。

　　人当贵学 南宋陆九渊说：“夫所谓智者，是其识之甚明，而无所不知者也。夫其识之甚明，而无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识之不明，岂无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岂无可以致知之道乎?学者也，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陆九渊集》卷十一)“人之不可以不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而世至视若赘疣，岂不可叹哉?”(同上)学习对人的发展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它不仅使人致明致知，而且是人赖以生存的前提，犹如鱼儿不可须臾离开水一样。

　　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学以成才”思想，进而明确提出了“人当贵学”的主张。他认为：“善人虽资性美好，若不循守圣人已行之迹，亦不能人圣人之室。言人当贵学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存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王阳明全集》)

　　明清之际思想家张履祥明确地提出了“好学近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一《备忘三》)、“无才由于不学”(《杨园先生全集》卷二十六《愿学记》)的论断。他认为“人虽有美志”，不学，“则不知圣贤之正道，而异端邪说足以惑之”(《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备忘二》)。只有学方能“理明而义精”(《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五《澉湖熟约》)。唐甄继承张履祥“无才由于不学”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才成于学”(《潜书注·法王》)的命题，给“学以成才”赋予辩证的观点。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以性之德言之，人之有知有能也，皆心固有之知能，得学而适遇之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三)这里的“固有之知能”，系先天因素；“得学而适遇”，系后天因素。其意思是，智力和能力都是在先天的“固有知能”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学习、“适遇”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还提出了“可尽之能者，学也”(《四书训义》)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学校在发展人的认识能力中的重要作用。

　　康有为则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及人与人的差异，论述了为学的重要意义。他说：“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异于万物；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矣；同是学人也，博学则胜于陋学矣；同是博学，通于宙合，则胜于一方矣；通于百业，则胜于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极阴阳之变，则胜于循常蹈故拘文牵义者矣。故人所以异于人者，在勉强学问而已。”(《康有为全集》)他还认为人之所以能驾御万物，“惟其伦智而知学也，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故学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独贵于万物也”(同上)。可见，康氏论学已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