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戴震对“理”的界定和解说。在《孟子字义疏证·理》中，戴震以“分理”界定和解说“理”字。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散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孟子字义疏证·理》）这意思是说，“理”是指具体事物的本质属性，是分析具体事物相互区别的质的概念。他进一步举例加以论证说：“孟子称‘孔子之谓集大成’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圣者至孔子而极其圣，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简’。‘以易知’，知一于仁爱平怒也；‘以易能’，能一于行所无事也。‘易则易知，易知则有亲，有亲则可久，可久则贤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简则易从，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可大则贤人之业’，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条分缕析，以仁且智当之，岂或爽失几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乐记》曰：‘乐者，通伦理者也。’郑康成注云：‘理，分也。’许叔重《说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别异也。’古人所谓理，未有若后儒之所谓理者矣。”（同上）他认为世界之物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理，亦即各有各的特殊性，“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所以所谓“明理”，就是明其分，“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同上）。戴震明显地认识到程朱理学的局限，而侧重于个别的和特殊的分析研究。这与他比别人掌握了更多的自然科学知识有很大关系。他已清楚地认识到“飞潜动植，凡举品物之性，皆就其气类别之”（《绪言》卷上）。他以观察自然为依据，认识到如桃杏虽都为果木，但根干枝叶，为华为实，形色臭（嗅）味，“桃非杏，杏非桃也，无一不可区别”（同上）。戴震的分理思想，与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是相对立的，他强调人们应该详细周密地研究具体事物，掌握其规律性，认识其特殊本质和具体特性，以便发展自然科学。戴震的分理思想，是近代自然科学思维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