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以实事检验假说，由实践获取真知识，凭实证确认理论的方法论。由“效验”“测验”“试验”“质测”“实测”等概念发展而成。

　　“实验”一词源出王充的《论衡·乱龙篇》。该篇借董仲舒“土龙招雨”，列举15种象类效验，论述“气类相感”自然之理。其中说到：“此尚因缘昔书，不见实验。”“实”者，真也；“验”者，证也。在中国思想史上，王充的“效验”说、沈括的“测验”说、宋应星的“试验”说、方以智的“质测”说、严复的“实测”说，相袭递进而形成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论。

　　效验 以直接或间接的经验事实，推定论事真伪的一种方法。在中国传统科技和思维发展的基础上，王充明确提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知实篇》)，和“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的方法论观点及命题。在其《论衡·雷虚篇》中，他以5种效验辨伪“推人道以论之”的雷为“天怒”的妄说，论证他自己提出的“雷火”说：“何以验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燌，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直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电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之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此段为王充对其雷火假说的论证。此种论证的实质在于，以经验事实验证假说，以雷之声、光和灼烧如火为验，支持其雷火说。此例论证虽不严密，如以腹鸣类比雷声，但终可为“效验”说之一论证典范。

　　测验 “验”的概念加一“测”字，把“效验”说又向前推进一步，增加了操作和数量的内涵。虽然汉武帝时编制太初历的天文学家就提出“历本之验在于天”(《汉书·律历志》)，南北朝时祖冲之也曾论说“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及“夫甄耀测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验来，准以实见”(《宋书·律历志》)，但直待宋代才有沈括明确提出科学的“测验”概念：“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尝实考天度。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录之，满五年，其间删去云阴及昼见日数外，可得三年实行，然后以算术缀之。”(《梦溪笔谈》卷八《象数二》)沈括的“测验”概念为其后天文学家郭守敬采用并发展。郭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元史·郭守敬传》)测量仪器的重要性被明确地提出来。沈括还把“测验”提高到“验量”：“熙宁中，议改疏洛水入汴。予尝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滩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势，京师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验量地势，用水平望尺、干尺量之，不能无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所陆，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

　　试验 与“效验”和“测验”概念相比，试验概念内涵之特征在于，它属于创造现象的实践。春秋战国时期《墨经》中关于小孔成像等光学现象的描述，《汉书》中有关“埋管飞灰”候气的描述，王充《论衡》记载的指南“司勺”装置，丹书和医典有关火药配方的记述，沈括的琴弦共振设计等，都是人工创造现象以获取知识的实践，但未有概念性的概括。至明代，朱载堉不仅在历法研究中沿用“测验”概念，主张“欲求精密，则须依凭象器测验天”(《律历融通·黄钟历议》)，而且在律学研究中提出“试验”(《律学新说·密率求圆幂第

　　一》)的概念。其后有宋应星主张“穷究试验”(《天工开物·膏液》)，除做了许多试验外，还设计了一个呼吸试验：“人育于气，必旁通运旋之气而后不死。气一息不四通，谓之气死，而大命尽焉。试兀坐十笏阁中，周匝封糊，历三饭之久，而视其人，人死矣。”(《论气·水尘》)宋应星的这个有关呼吸的“思想试验”，其方法论意义，不仅在于控制过程的实验内涵，而且把实验视为一种理性推理的工具。

　　质测 在西学东渐之初，对自然科学经验方法的一种汉语概括。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其论及编录缘起时说：“每有所闻，分条别记。……(诸书)所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此贵质测，征其确然耳者，然不记之，则久不可识，必待其征实而后汇之……”此意已甚明，但他在《物理小识·自序》中，所给定义更精：“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王夫之赞之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搔首问》)在方以智看来，考天测地、象数、律历、音声、医药皆为“质之通者”，而专言治教者为“牢理”。这无疑有益于将自然研究从儒学中独立出来发展。

　　实测 初为焦循对推步测天方法的推广概念，后由严复在其译著《穆勒名学》中将其格定为具有归纳意义的认识方法。焦循在其《易图略·序》中介绍他如何以测天之法测易而得到旁通、相错、时行三个概念时说：“余初不知何为相错，实测经文、传文，而后知比例之义出于相错，不知相错则比例之义不明。余初不知其何为旁通，实测其经文、传文，而后知升降之妙出于旁通，不知旁通则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何为时行，实测其经文、传文，而后知变化之道出于时行，不知时行则变化知道不神。未实测全《易》之先，胸中本无此三者之名。既实测于全《易》，觉经文、传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相错；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谓时行。”很明显，焦循这段话实质是说他运用归纳法获得作为解易原理的三个概念。严复将归纳法称作“实测内籀之学”，与焦循的“实测”概念并无本质的不同。但严复的出发点与焦循不尽相同。焦循受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启发达到“实测”的概念，而严复则是受西方自然科学和归纳法的启发而强调“即物实测”并提倡“实测内籀之学”，并且有几分对抗中国传统“心成之说”的寓意。

　　至此，通过对“实验”概念的语源以及“效验”“测验”“试验”“质测”和“实测”诸概念界定的历史介绍，儒学传统的实验论发展脉络大体已明。可以结论，经历代学者的发展，通过外延的缩小和内涵的扩大，实验论已最终与近代自然科学实验方法论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