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以气为中介相互关联，基本规则是同类相感的学说。

　　理论 荀子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的四级分类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含有气，为建立以气为中介的关联原理提供了基础。《易传》最早提出气的感应观念。《易传·咸卦·彖》说：“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观其所感，而天下万物之情可见矣。”《易传·乾卦·文言》提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各从其类。”而《易传·系辞上》则给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概括。这是感应原理的最初表达形式。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进一步将感应原理具体化。《吕氏春秋·应同》说：“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淮南子·览冥训》将《吕氏春秋》的“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发展为“阴阳同气相动”，认为：“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销金，则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物故不可以轻重论也。夫阳燧之取火于日，慈石之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为治者，难以持国，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应者，为能有之。”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对感应原理做了系统的论述。为理解古人之思路，不予加减而照录如下：“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异，而从其所与同。故同气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故以龙致雨，以扇逐暑，军之所处，以棘楚，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尤，并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至几明，皆鸣而相薄，其气益精；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阴阳之气可以类相益损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己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故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尚书》传言：‘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诸大臣皆喜。周公日：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恐恃之。”

　　以上所录，无论是《吕氏春秋·应同》的“类固相召，气同则合”，还是《淮南子·览冥训》的“阴阳同气相动”，特别是《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的“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和“阴阳之气可以类相益损”，虽然是以自然物“召类”现象立“感应”原理，但其主旨则是以此原理为据论说天与人的关系，把灾祥之降说成是由于气的传递，天对人事做出的反应。这种思想随着董仲舒的儒学理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如西汉末大臣王音说：“天地之气，以类相应，谴告人君，甚微而著。”(《因雉雏上言》)翼奉说：“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也变见于奇物震动。”(《因灾异应诏上封事》)此谓“天人感应”论。至东汉，王充把感应论从“天人感应”论扭转向“自然感应”论，使感应原理成为自然研究的一条指导原理。

　　王充认真研究了许多被称为天降灾异的现象，如日月食、雷电等，认为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并非天对人做出的反应。在批评天人感应论的过程中他发展了自然感应原理，提出气的感应是一种力，感应有主有从，感应的强弱与距离有关。他主张“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强调“同类通气，性相感动”(《论衡·偶会》)。他认为，虽然天人之间的感应同物与物的感应道理同一，但因感应原则是大能动小而小不能动大，且近者强烈而远处微弱，所以天能影响人但人不能影响天。然王充的自然感应论把“象类”列入可感应的对象，而失其科学性。如在《论衡·乱龙》中，他把土龙致雨、孟尝客为鸡鸣以开秦关、木囚判罪正否、禹铸金鼎入山林以避凶殃、慈石绚象亦能掇芥、叶公画龙致真龙、梦悟之事、门神桃人、鲁班木鸢似鸟翔、木鱼饵鱼、匈奴畏郅都木像、涕泣图画之母、孔门弟子拜貌像孔子若真等15事，以人伪致真的“象类”列为感应效验，实为感应原理泛用之表现。但气论的自然感应论在中国传统的物理学中仍得以运用和发展。

　　应用 由感应原理解释电磁现象有一串历史记载。《淮南子·览冥训》记“慈石引铁”作为“览观幽冥变化之端，至精感天通达无极”之例，并未对此予以解释。王充论“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论衡·是应》)，始对磁现象做出感应论的解释：“顿牟掇介，磁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他类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气性异殊，不能相感动也。”(《论衡·乱龙》)自汉代发现指南杓的指向性以后，经改进而于7～8世纪出现了指南针。《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明确记载有指向用的“悬针”，以丝线悬吊磁针。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4种结构的磁针罗盘。《宋史》卷二百零六附载的《一行地理经》记载唐代一行已发现磁北极偏2度多，《梦溪笔谈》也有记载。12世纪的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还对磁偏角提出一种感应论的解释，认为磁针常偏向罗盘之丙位是因为丙属火而辛属金，金属针本应偏辛位，但丙火克金而使生偏差。18世纪的范宜宾在其《罗经精一解》中，按伏羲卦的阳趋左而阴趋右之说，提出南方有随阳上升的影响使其偏左而北方有随阴下降的影响使其偏右，这也属感应论的一种解释。

　　潮汐现象的解释问题，亦成为感应原理的用武之地。王充首先注意到潮汐与月亮盈亏的关联，“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论衡·书虚》)。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有《说潮》专篇，认为“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也”。而封演稍后的窦叔蒙也著《海涛志》，其论以月为阴类宗主和海是水之家，阴与阴相感动而有海涛起。后卢肇著《海潮赋》，他虽承认月与水的同类感召，但认为海涛起因于太阳夜间入海的水火相激、阴阳相荡，月亮的作用在于通过其与日的会合、分离的影响调节海涛的大小。五代时的邱光庭则以大地吐纳阴阳二气而升降为基础，认为朔望日阴阳交会，地吐气多并下沉而起大潮，因先感后应的时间差而导致大潮不恰在朔望日。宋代学者多袭邱氏潮汐说，反驳卢氏说。元末史伯璇作《管窥外编》，在论及海潮时，以月距地面遥远，“水无从月之理”，怀疑潮水涨落起因于月水感应。就感应原理运用于潮汐研究之纷争，足见科学化之不易。

　　在传统医学领域，感应原理被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把人体看为小天地，在天与人之间做出种种牵强的比附，以寻找气的中介作用。在传统中医学理论中，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诊治和预防原则，都是以气的中介作用为基础的。天气变化影响人体生理活动，天气变化过分是致病的原因，诊断是候人体之气，药物的作用是由于它在体内气化而沿经脉传递，针灸的作用在于刺激气穴。感应原理在医学中的运用最有意义之处，或许是原始的时间医学观念的形成。中医学依据天人节律的统一性，推论并研究了人身体的年节律、月节律、日节律，甚至还有“超年节律”，作为诊断、治疗的一种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