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

　　西方科学技术传人中国之初，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古已有之。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诸多败绩，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暴露无余。“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落后被许多学者归之为儒家思想的阻碍作用。虽然早在1927年梁启超就指出，儒学与科学不特不相背。而且儒家以个人为本位、以人类的环境作出发点的思想比较接近科学，至少它不违反科学精神，但是阻碍说长期居主流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的批孔运动，把孔孟之道视为科学发展的绊脚石和死敌。近年不少学者觉察到：如果把近300年的中国科技落后归咎于儒家，那么对此前儒学文化背景下传统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则难以做出公正的说明。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取具体分析的冷静态度。

　　儒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中国古代有以数学、天文学、地学、农学、医学五大学科为标志的传统科学体系，和以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传统技术成就。传统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其政治、文化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其宏观特征是：科学的繁荣出现在思想和政治不归一的时代，而技术的大发展则出现在政权统一的国力高峰期。宋以后的近古时期有所不同，工艺技术发展的动力转到民间而不在政府。这一特征与儒学在中国古代意识形态及学术领域中地位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先秦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之一派，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学获得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儒学学术与儒学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它的内容要比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丰富得多，对广大平民思维形式的影响也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动力，也有自然环境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外部条件影响。儒家学术思想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是其外部文化条件之一。把科学放在人类精神文化中进行一番考察，无疑在中国的精神文化中也有科学的源流。因为人类的精神文化包括三个主题：求真、行善和爱美。求真是科学的任务，至善是伦理学的目标，悦心则涉及美学。但是，这三者并非完全不相关，一般说来，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是学术活动的最高目标。儒家虽以建立伦理体系为目标，但因其以由知进善为进路，使求真成为至善的基础。

　　儒学兼容科技 儒家思想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虽然它从未试图建立一个科学传统，但能将后者兼容其中。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春秋》，施六艺之教。此六艺实为六种古代文献，它不是地域派别性的，而是先秦各家所一致认同的古代文化遗产。孔子以仁学的观点解释六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这六部经典所包含的丰富的科技记录和科学技术思想．不仅作为教材为尔后历代传习，而且是今日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诗经》之与生物学，《尚书·尧典》之与天文学，《尚书·禹贡》之与地理学，《易传》之把历史上重大发明作为“制器尚象”纳人易学体系，西汉河问王刘德之将《考工记》这部古代工艺总汇作为“冬官”补入儒家经典《周礼》，宋以后各门传统科学以格物致知的重新提倡为契机被纳入儒学构架，这些都足以表明儒家思想对科技的兼容性。

　　儒家思想兼容科技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它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自然观，完善其政治伦理体系的哲学基础。董仲舒治《春秋》，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及黄老刑名思想，更新儒学理论体系，建构了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模式和天人感应论，因而成为汉代儒学宗师。南宋朱熹承周、张和二程复兴儒学．编注四书，兼收佛老思想，系统地论述“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的哲学体系和“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学说，完善了儒学的自然观基础，也把儒家的研究兴趣从单一的人伦思路扩大到兼及自然。董仲舒和朱熹儒学理论背后预设的天人符应的宇宙论思想影响深远。儒家思想对科技的兼容性还表现在“治道”中。作为治国之道的“六府三事”，即水火金木土谷六府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几乎囊括了古代全部实用科技活动。《尚书·洪范九畴》为儒家崇尚的九项治国大法，其中有三畴与科技密切相关。作为自然观的“五行”放在九项大法之首，第三畴八项政务包括农工生产，第八畴“庶征”依自然征兆趋利避害，所有这些都不能离开科技。因为儒家的教育理想是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这种治道自然也是教育内容之一。许多儒家学者和不少儒士官员兼通科技，正是这种治道教育的结果。此种情况宋代以后尤为明显，沈括作为高官兼科学家于一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儒家科技思想特征 儒家思想绝不只是这种消极的兼容科技，其求真的努力中也产生了科学思想。所谓科学思想，主要指科学家关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所获知识的性质等项问题的基本看法。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形成整体的科学，也很少有专业的“科学家”，但是这并不防碍问题的讨论，在旁通的意义上总可以找到涉及这类问题的线索。尽管儒家思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各个时期又都有不同的学派纷争，但仍然可以理出他们涉及科学技术的某些较为一致的思想倾向。概括地说，它们是理性与价值合一的自然观、自然与人文统体的学问观、归纳与演绎结合的治学方法论、求理与致用并重的学术目的论。

　　理性与价值合一的自然观 这是儒家科学思想的第一特征。这种自然观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虽然“天人合一”几乎为各家所认同，但儒家自有其特征。仅以儒道两家比较，道家偏向自然主义，看人以天为模式；儒家偏向人文主义，看天以人为模式；或者如余敦康所说，道家偏重“以人合天”，而儒家偏重“以天合人”；还可以说道家是自然人文主义，而儒家是人文自然主义。儒家以其“天人合一”为出发点，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自然伦理化的道路，将仁爱之心推广到自然，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利用有度。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讲“揠苗助长”的故事教人顺应而勿违反自然之性，并告诫“斧斤以时人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中庸》以其“赞天地之化育”说教人“赞”(助)天地万物之化育。程颐提出“在物为理，处物为义”的理性与价值合一的理论概念；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要“合内外”“持敬是穷理之本”，他说“人者，天地之心，没这人时，天地便没人管”。

　　自然与人文统体的学问观 这是儒家对人类知识体系的目标。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以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无疑表明要求德智统一的意向。北宋理学家程颐说得更明确：“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二程集·遗书》卷十八)南宋的朱熹在《仁说》中以人作为小宇宙恰是大宇宙的反映，论证宇宙论的道理也是人事论的道理，讲天道要兼顾形而上学与宇宙论两个方面，而讲人道也要兼顾涵养与穷理两套功夫。他的这种道德形而上学与经验科学知识综合的思想，影响其后中国学术界800年之久。

　　归纳与演绎结合的治学方法论 儒学中类推的方法论传统对中国学术研究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类推方法论源于《易传》中“类族辨物”和“触类旁通”的思想。董仲舒“伍比偶类”(《春秋繁露·五环》)说发展了《易传》中的类推思想，汉晋时代“连株式”、类推模式融合了演绎与归纳的特征，南宋朱熹把类推视为“一者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来”(《朱子语类》)，类似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而这种类似演绎法与归纳法结合的“类推”法，在中国传统医学和算学中得到广泛的发展和应用。在医学中“取象比类”成为建立脏象理论和诊治疾病的普遍方法。“比类”方法为宋元以后的数学家采用，获得了丰硕成果，并出现了若干题名包含“比类”的数学著作，如杨辉的《田亩比类乘除捷法》(1275年)和吴敬的《九章算法比类大全》(1450年)。

　　求理与致用并重的学术目的论 儒学中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不限于认识论，也关涉学术目的问题。对于知行关系有三种观点：“行先知后”、知先行后和“知行兼举”。无论取何种观点的学者，涉及学术目的问题时，都主张“明道救世”。为知识而知识，在儒学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地位。从孔子以“闻义不能徙”为忧，到魏源“以经术为治术”，一脉相传，经师、宏儒无不主张学以致用。这种“经世”之风正是中国科学传统实用偏向的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