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2～1633）　明代科学家。字子先，号玄扈。生于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卒于崇祯六年十月七日，上海人。在农田水利、修改历法、练兵制器以及翻译科学著作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

　　徐光启出生在一个新兴中等市民兼小农的家庭，父亲徐思诚“尝业贾”，继而“课农学圃自给”。徐光启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稍长逐渐注意农学、水利、数学、历法、兵法及其他科学技术的学习与研究。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后“教授里中子弟”，同时也参加家中农业生产劳动。万历二十五年中举人第一名“夺解神京”，“名噪南北”，仍乡居授徒。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派赴都察院观政，遂入仕宦。崇祯五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六年兼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定。

　　科技和军政活动　徐光启生活与活动在16～17世纪之际，当时中国正是社会内部危机爆发，外患频仍，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实施富国强兵、改良弊政的措施。这时期也是总结中国古典科学成就的时期，出现了许多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先进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这一时期又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耶稣会”，耶稣会的传教士也纷纷来华。徐光启于万历二十八年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万历三十一年加入天主教，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与科技思想。徐光启成为中国士大夫中与西方文化相接触的第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由于上述的时代环境与条件，使徐光启更多地从事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并积极注意与参加政治军事活动。入翰林院后，愈加留意经世致用之学。“习天文、兵法、农事、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启祯野乘·徐文定传》）。

　　在政治与军事上提出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改革方法。“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复太史焦座师》）。“备御之要”是组织练兵“得胜兵十万”；在“器胜”上，提出“火器者，今之时务也”，建议组织“车营”，“建筑台铳”。认为“富国强兵”必须“务农贵粟”。他的农本思想，一方面是发展高产作物，写了《甘藷疏》《芜菁疏》等；另一方面是发展经济技术作物，写了《吉贝疏》等。后来又将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农业实践经验，整理编定为《种艺书》，以后又由陈子龙校刻，定名为《农政全书》。该书为徐光启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史上百科全书式的总结性著作。

　　徐光启的农学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农思想，提出“农者，生财者也”（《拟上安边御虏疏》）。认为“财”就是“食人之粟，衣人之帛”，而银和钱不是财，只是“财之奴”，因此要富国就必须“讲于财所由出”，“富国必以本业”。

　　徐光启认为要解决“务农贵粟”就要解决科学技术问题，为此就必须以“度数为之宗”（度数之学即数学），徐光启认识到“盖度数之用，无所不通者也”（《句股义序》）是“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刻几何原本序》）。他翻译了《几何原本》（见《几何原本序》），编撰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句股义》《泰西水法》等。他还注意到了数学的实际应用，“度数旁通十事”。

　　徐光启的另一项科学活动，就是修正历法，督领会通中西历法，翻译历书。所修正的《大统历法》，后经李天经清理缮写，将其中重要部分选刻印行，是为《崇祯历书》。

　　徐光启认为“天行有恒数而无齐数”（《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岁久必差”。他认为一切“务求与天相结合，又求与众共见”。“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疑，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修议历法修正岁差疏》），即认为修改历法要符合天体运行规律。《崇祯历书》在当时是采用了第谷体系，引入地球、经纬度等概念。对待这些西方科学技术，徐光启是“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历书总目表》）。《崇祯历书》清初由汤若望增译，改刻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是中国现存古历遗产中，最丰富最完整的天文古典译著，是中国历法史上重要的改革，奠定了以后近三百年历法的基础。

　　重视儒学　徐光启重视儒学中“古学”“六艺”的科技传统。“礼、乐、射、御、书、数，皆是有用之学”（《面对三则》）。“孔门弟子身通六艺者，谓之升堂入室”（《刻同文算指序》）。他“顺守”朱熹“格物致知”思想，“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纷理解”（《泰西水法序》）。徐光启力行“格物穷理之学”，即是以中国传统科技内容，“补缀”当时西方科技知识，“合之双美”的经世致用之“实学”。徐光启的科技活动说明儒学与科学技术也存在着相结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