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0～1695）　明末清初学者、思想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死后门人私谥文孝。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八日，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七月三日，享年86岁。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在明天启年间（1621～1627）官至御史，属东林党人，为魏忠贤所害，冤死诏狱。崇祯即位，惩治魏党，年仅19岁的黄宗羲草疏入京讼冤，由是名显。南归后，师事刘宗周。他继承父志，成为“复社”领袖，同魏党余孽斗争。崇祯十七年（1644），明王朝灭亡，南京福王政权继起，魏党余孽大肆报复，黄宗羲亦被逮。幸而得免。清兵南下，福王政权崩溃，浙中鲁王监国。黄宗羲激于民族义愤，联络同志，组织“世忠营”，英勇抗清。鲁王授监察御史兼职方郎。兵败，入四明山结寨自守。此后长期流亡，曾亡命舟山群岛，远赴日本。晚年退居家乡，重办证人书院，潜心讲学和学术研究，成为浙东学派的开创者。

　　黄宗羲是位博学的学者，自经史以至百家、九流、天文、佛藏、道藏之类靡不究心。还以身作则，提倡研究“绝学”。“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明夷待访录·取士下》）所谓绝学，也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黄宗羲一生著述甚丰，计有120种，至少有1300卷、2000万字。现存55种，1077卷，其他都亡佚难寻。其主要著作，政治类有《留书》《明夷待访录》，经学类有《易学象数论》《太极图讲义》《孟子师说》，学术史类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历史类有《海外恸哭记》。其著作中有大量地理类、历学类、算学类著作，但大多佚失。现由浙江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组织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宗羲全集》，共分十二册。

　　政治思想　黄宗羲深受东林党反封建特权思想的熏陶。他对东林党人进行了表彰：“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在《留书》中，黄宗羲总结了明朝亡国的教训，即卫所制度腐败、宦官集团专政、土地和赋税制度不合理、科举取士制度压制人才，尤其是“夷狄”作乱，而后者的主要祸根在于秦以后废除“封邦建国”制度而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进一步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的君害论，改“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同上）的专制政治原则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政治原则。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臣之出仕，是为天下万民，不是为君主一人。君臣是相互合作、共同治理天下的合作关系，而非主仆关系或父子关系。对于封建特权法律，他提出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的思想（《原法》）。黄宗羲还设计了一套具体的改革方案，包括“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同上）的议会民主制；恢复古代井田制以平均土地；工商皆本，改革币制，发展工商业。黄宗羲的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哲学思想　黄宗羲师承刘宗周，批判朱熹的理一元论，对陆（象山）王（阳明）心学也有所修正。在理气论上，他肯定“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气充周无间”（《南雷文定·与友人论学书》）、“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明儒学案》）卷五十《肃敏王浚川先生廷相》）他在气一元论和理气合一的思想基础上，批判了邵雍的先天说和朱熹的理一元论，认为先天说是分理气为二，“世儒分理气为二，而求理于气之先，遂堕佛氏障中”（《明儒学案》卷二十《太常王塘南先生时槐》）。又说：“故气有万气，理只一理，以理本无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气，亦只误认理为一物。”（《明儒学案》）卷五十《肃敏王浚川先生廷相》）在心性论上，他主张以理气说明心性，心性合一。他说：“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明儒学案》卷四十七《文庄罗整阉先生钦顺》）“心即气之聚于人者，而性即理之聚于人者。理气是一，则心性不得是二。”（《明儒学案》卷首《师说》）在心气关系上，他力图贯通心学与气学，认为“气未有不灵者，气之行处皆是心，不仅腔子内始是心也，即腔子内亦未始不是气耳”（《明儒学案·河东学案·薛思庵学案》），提出“心即气”“气即心”的观点。他晚年在《明儒学案序》中写道：“盈天地皆心也。”“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这表明他的思想最终仍归结到心学上。

　　史学思想　黄宗羲提出：“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其本体。”（《明儒学案序》）反对空谈性理，主张于功夫之中去体认本体之大全，主张将学术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提倡治史。他把史学实学化，以“经世应务”为治史的根本指导思想。“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补历代史表序》）！对于明史的研究，更注意对“治乱之故”的总结。在史学方法论上，他十分重视广证博考、去伪存真、尊重事实。还主张将史实与史评相结合，寓褒贬于史，贯彻“善善恶恶”的原则。在学术思想史上，黄宗羲认为“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明儒学案序》）。同时也认为此心体“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同上），从而提出“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他注意到学术思想的复杂性，“诸儒之言，有自得者，有传授者，有剽窃者，有浅而实深者，有深而实浅者”（《南雷文定·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力求客观反映“各家之宗旨”而避免“一人之宗旨”（《明儒学案·凡例》）。根据上述思想，黄宗羲先后编撰了《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合编），开创了系统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例，也开创了学案体这种新的史学体裁。

　　历史地位　黄宗羲是中国明末清初启蒙思潮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反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对于近代的维新思潮和改良运动都有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就公开承认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影响最深。现代新儒学追求以儒家传统之“内圣”开出新“外王”（见内圣外王说），新“外王”即民主与科学。其实，黄宗羲早已开其端绪，并且相当出色地开展了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