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山东老年大学主办，孟子研究院、中共济宁市委老干部局、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济宁老年大学承办的“居仁与隆礼——孟荀思想解读”第十讲在山东老年大学进行录制，特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肖永明作了《亚圣与后圣——孟子荀子的地位及影响》主题讲座。

　　孟、荀两位大儒，一位从宋代开始成为“亚圣”，一位被清末学者称誉为“后圣”，历史命运有不同的轨迹，考察孟荀地位与影响的演变历程，有助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有更为深入理解。

　　从《孟子》一书看，孟子有过受礼遇乃至作上宾的待遇，但更多的是落魄的遭遇。孟子从初出仕父母之邦邹国开始，先后游历了齐、宋、薛、邹、鲁、滕、梁国，最后再次返回齐国做齐卿。从《孟子》一书看，孟子在多国待遇和地位都不高：孟子初游齐时，没有受到齐威王的重视，因此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孟子·公孙丑下》），最后离开齐国时还因此拒绝了齐王馈赠的一百兼金；宋国为小国，宋王周围善人又太少，《孟子》中看不到孟子与宋王的对话，可见孟子在宋国也不得志。而在薛、邹、鲁，孟子停留时间很短，鲁平公本来“将见孟子。”对孟子产生了一点兴趣，但其嬖（bì）人（位卑而受宠者）臧（zāng）仓阻止了他，说：“何哉，君所谓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孟子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这时已经年逾六十，于此回邹国，不再出游。战国后期，虽然有孟子后学在《五行》篇中继承和发扬了孟子部分思想，但没有一次明确言及孟子。

　　荀子多次对孟子学说进行了批评。荀子把子思与孟子看作一个前后相承的学派，即后世常说的思孟学派。他认为此学派虽效法先王，但却不知先王之“统”。综合孟、荀的思想与后人的解释，荀子的批评主要源自二人学说的巨大差异：荀子把“略法先王”作为思、孟的第一宗罪状，而“法先王”正是孟子政治学说的核心之一，由此可以牵引出仁政、修身、性善等诸多问题，荀子虽主张“法后王”，但也认同“法先王”，他批评孟子“法先王”，在他看来是因为孟子仅得其皮毛而舍其精髓——礼义法规，是“略法”“而不知其统”。可以说，荀子是全面否定孟子的第一人，这既实际影响了孟子当时的地位，但也为后人批荀护孟努力提高孟子地位埋下了伏笔。

　　自孟子身后到秦代末年，由于“焚书坑儒”的影响，孟子后学被大量坑杀，（东汉赵歧《孟子题辞》云：“孟子党徒尽矣”），孟子的学术地位被否定，政治地位降到了低谷。荀子现有史迹很少，且学界关于其生平多有争论，可见其人在世时声名不显。据已有研究，荀子主要政治和学术活动集中在其后半生，即游齐以后到仕楚为兰陵令的一段时期。而这段时期荀子的遭遇与孟子相似，可谓一直郁郁不得志。

　　（一）汉代时期

　　到了汉代，司马迁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将荀子、孟子并列，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又将两者并称为孔子传人：“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此举奠定了孟子与荀子为儒学两大宗的历史地位。西汉末，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校阅群书，对荀子的著作进行整理编定，定为《孙卿新书》，并撰写书录，在诸子百家中并举孟荀：“惟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刘向《荀卿新书》）扬雄（前53年-18年）对孟子高度赞扬：“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法言义疏·君子》）扬雄认为孟子超越诸子，其知不异于孔子，忠实地履行孔子的言论和道德。这就为日后超越诸子之上，成为亚圣，甚至孔孟并称打下基础。东汉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作《汉书》，将孟子、荀子列为仅次于尧舜、孔子、文王的“仁人”。

　　自孟子之后到西汉末近三百年，扬雄堪称第一位大力推崇孟子的学者。扬雄对孔孟的推崇及对其思想的阐发，在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张立文先生认为：“扬雄在汉代褒扬孟子，这在儒学史上意义重大，因为汉代盛行的儒家经学侧重知识论，更多地继承了先秦荀子的风格，而对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性命之学重视不够。”（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从汉代思想史发展看，汉武帝时代独尊之儒术与先秦之儒学相比，已经有了很多新成分，对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都有吸收。儒学是主体，但不同倾向的儒家学者在思想资料、理论取向方面差异很大，对孟子与荀子的态度也各有不同。总体而言，孟、荀两家思想资料作为汉代儒者思想建构和理论阐发的重要来源，两者在汉代的地位和影响大体相当。

　　（二）唐代时期

　　汉代以后，孟、荀二家都日趋衰落。唐前期虽有学者引孟、荀之语，但并未见有着意评论孟、荀的文章和言论。这种情况直至中晚唐才发生转变。标志就是杨绾奏请《孟子》为经：“礼部侍郎杨绾奏：‘贡举条，孝廉各令精通一经……又《论语》《孝经》皆圣人深旨，《孟子》亦儒门之达者，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其为一经，其试如上。’”（《文献通考·选举考》）虽然该请求没有获准，但能代表当时一些士大夫对《孟子》的认识。可见《孟子》正逐渐被学者从诸子之列中提升出来而被视同经书，这正是宋代《孟子》由子升经的先声。此后，对孟、荀之文的推崇几乎是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前后古文家之共识。

　　韩愈（768-824）在《原道》中追溯道统之传，以孟子接续孔子，而荀子仅与扬雄并列，不在承传之列：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

　　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读荀子》）

　　韩愈是挖掘诸子思想资源的功臣，韩愈喜欢孟荀并举，但其更推重孟子。客观来说，二子的历史地位都是在韩愈之后才开始走高，但就荀子来说，也恰恰是韩愈一开始就秉持的尊孟抑荀倾向，影响了他身后相当长时段的学术史。

　　至唐后期，荀子也得到关注，其天人相分说得到空前阐扬。李筌、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牛僧孺、杨倞、杜牧等都对其有所阐发：大约生活在唐穆宗时期的杨倞（jìng）首为《荀子》作注；李筌（大约生活在唐肃宗、代宗年间）在《太白阴经》一书中对天人相关和天人相分之处作了沿革的划分，从而继承和弘扬了荀子的天人相分学说；柳宗元（773-819）是弘扬荀学中的中流砥柱，其《天说》《天对》《时令论》《断刑论》《天爵论》《贞符》《非国语》等作品，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的无神论观点和天人相分的学说；刘禹锡（772-842）作《天论》三篇，自述继柳宗元《天说》，对天人关系进行阐发。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孟、荀二子的地位亦是相当的。由于韩愈对其身后学术史的深刻影响，所以故需特别关注这部分可能被遮蔽的内容。

　　（三）宋代时期

　　宋初，学术氛围较为宽松，儒者仍将孟、荀并举。但是这种并列的现状并没有维持很久，宋代，孟子、韩愈在诸子中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后来，理学家肯定并采纳了韩愈的道统观体系，自此，孟子、荀子之间的距离便被拉开了。宋初古文学者先驱柳开（946-999），以孟子接续孔子道统，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加上扬雄、王通和韩愈，可以看出柳开以得圣人之道自居，将自己列入孔-孟-扬-韩的道统传承谱系：

　　昔先师夫子，大圣人也……厥后寝微，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故孟轲氏出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孟轲氏没……再生扬雄氏以正之……扬雄氏没……重生王通氏以明之……出百余年，俾韩愈氏骤登其区，广开以辞，圣人之道复大于唐焉……自韩愈氏没，无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将绍复先师夫子之道也。（《答臧丙第一书》）

　　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应责》）

　　王禹偁（954-1001）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加上了扬雄、王通和韩愈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将孔、孟、荀、扬并提：“夫行王道者，禹、汤、文、武、周公而已……言王道者，孔子、孟轲、荀卿、扬雄而已。”（《再答黄宗旦书》）此外，孙何（961-1004）、赵湘（959-993）、田锡（940-1004）等人，对道统谱系的论述虽与其他人略有差异，但也都承认“孔子传之孟轲”这一核心观点。

　　自魏晋以降，儒释道三教学说既有相互渗透汲取之势，延至隋唐，三教融汇不断。宋立国后，形成三教并列局面。宋初一些致力于儒释道相通的佛道学者对道统谱系亦有论述。如种放、智圆等。而孟子所强调的王政和道德观念，对宋初凝结国家意识形态也具有重要现实政治意义。在种放等与宋初帝王关系密切人士推动下，因此孟子及其书逐渐得到宋初帝王的认可。柳开、王禹偁等人皆亦官亦儒，其诸多门生亦居宋廷要职，他们对道统论的论述及对孟子推崇，也会引起宋廷对孟子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宋初官方尊孟成为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

　　北宋时期，在王安石变法等政治环境的特殊背景下，孟子不尊周王这件事实所蕴含的思想资源，对北宋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尊王的政治思想，均形同水火。而就王安石变法特别标榜孟子作为精神标杆而言，孟子无形中为王安石变法运动背书，遂不免激起反新法人士的批判。在此政治史因素的辐射作用下，孟子遂成为北宋诸儒的思想争议点。

　　大体而言，中古时期的儒士阶层主流上认同颜回为儒门仅次孔子之圣贤。与此相为表里，在释奠礼制中，至迟自曹魏正始二年（241）起，朝廷祭孔专以颜回配享，颜子长期为独配孔子之“先师”。至开元八年（720），唐玄宗“以颜子亚圣，亲为之赞”，正式以国家权威确立颜回的儒门“亚圣”封号，这为此后五代、北宋等政权承袭。但是另一方面，自唐中叶韩愈《原道》一文大声疾呼“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以后，经北宋古文运动推波助澜，汉唐时尚属诸子之一的孟子的地位快速上升，此即经学史上著名的“孟子升格运动”。宋徽宗年间已出现将颜、孟并成为“亚圣”的言论。南宋时，将颜、孟合称，并号“亚圣”的现象日益常见。至南宋理、度两朝期间，孟子已事实上取代颜回的“亚圣”之位，地位基本稳固。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孟、荀的地位变化更为明晰。就孟子而言，明清两代除发生明太祖短暂罢孟子祀一事外，总体地位并未受到影响，基本平顺发展。而荀子地位则在明代再度降低。除了荀子（因性恶论，与韩非、李斯之间的师承关系，曾批判孟子、子思），一直备受争议外，主要源于明儒对孔庙从祀经师出处细节的普遍苛求。至嘉靖朝，内阁首辅张璁（1475－1539）寻求更定祀典的依据时，将其全盘吸纳。并在嘉靖年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荀子也在嘉靖九年（1530）遭到罢黜。自此，荀子再未获得入祀机会，地位衰落，影响式微。

　　明末浮虚无根之学泛滥，对汉学与宋学进行调和的趋势随之出现。清代以后，随着乾嘉考据学及诸子学的兴起，荀子及《荀子》重回人们的视野中。清人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提高了荀子地位：（1）对《荀子》文本进行校勘、整理、注释和研究，包括谢墉、卢文《荀子笺释》，王念孙《读荀子杂志》，郝懿行《荀子补注》，惠栋《荀子微言》，王先谦《荀子集解》，俞樾《荀子平议》等作品；（2）对荀子的“礼”学进行挖掘，代表的有凌廷堪（1755-1809）作的《荀卿颂》；（3）倡议荀子复祀孔庙，如著名学者、文献学家、藏书家严可均（1762-1843）《荀子当从祭祀》：“荀子当从祀，实万世之公议也”与姚谌（1835—1864）《拟上荀卿子从祀议》：“颁其书天下，与孟子并列学官”；（4）为荀子正名，如戴震后学、著名经学家郝懿行（1757-1825，栖霞人）《荀子补注》：“近读《孙卿书》而乐之。其学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畅，微为繁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颇怪韩退之谓为“大醇小疵”，蒙意未喻，愿示其详。”清代荀学的复兴，也带动了人们对荀子及荀学地位的重新认识。

　　清末民初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形成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与革命派章太炎之间的“排荀”“尊荀”取向的对立。一方面，以康梁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批判荀子，甚至掀起“排荀”运动，此乃当时变法形势所要求，排荀为当时政治斗争所需要。在这种政治性的解读中，荀子被塑造为君主专制主义的维护。另一方面，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改革派“尊荀”，把荀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后圣”，接续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功莫大焉。章太炎在文章中把荀子上升到和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同乎荀卿者与孔子同，异乎荀卿者与孔子异。”（《后圣》）给予荀子以前所未有的礼遇。

　　总结

　　孟、荀二子的地位变迁情况大体来说，在宋以前，二者地位大略相等，此后二者地位呈现此消彼长之势，主要原因为“性善性恶”之辨。这一发展趋势直至清代有所改变。荀子地位得以提升，但过程较为曲折。

　　就孟、荀二子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孟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思想上，其中对王道与霸道、义利的取舍和人性本质的探讨，对后世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荀子的主要贡献则是在经学与理学的传播方面，尤其是对于礼学而言：（1）荀子礼学建构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2）荀子礼学是社会转型时期，礼学薪火传递的关键一步，他是改造礼学的关键人物；（3）荀子吸收了春秋以来诸家的成果，改造、充实了传统礼学，克服了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的对立，使两者在哲学、政治、法律层面结合起来。

　　整理：马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