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于7月10日至11日在山东曲阜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共收到百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中国孔子网精选部分高质量论文进行整理并发布，以飨读者。本期推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曲阜儒家文化科技研究院院长周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张智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智能技术融合的发展脉络、焦点透视与未来趋势》。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文化数字化战略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自古以来，传统文化+科技便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从古代的造纸术、印刷术到现代的数字化技术，科技创新一直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关键工具。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使文化得以跨越时空的限制，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欣赏。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如ChatGPT、文心一言、Runaway等模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些技术以其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和交互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可能性。它们不仅能够模拟和再现传统文化元素，还能够通过智能推荐、个性化定制等方式，让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互动的形式呈现给公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不仅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为其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分析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深层价值，发现新的文化创新点，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创造出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文化产品和体验。在此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已经成为当前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

　　要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必须超越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单一视角，着眼于时间的纵向维度，追溯并分析了传统文化在过去数十年间与科技进步相结合的历史轨迹。因此，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CNKI数据库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为主题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分析发表趋势、研究力量分布、高被引文献、热点研究主题以及演进脉络，本文全面梳理了近20年来传统文化与智能技术融合的发展脉络。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理解，也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支撑和参考，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探索两者结合的未来趋势。

　　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文献数据来源。为确保文献资料的准确性与权威性，研究者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传统文化”和“chatgpt + AI +人工智能 + 科技 + 技术 ”为检索条件，引文索引选择为CSSCI（含扩展版），时间范围不限，检索日期为2024年5月24日。由于检索结果中出现了部分与“武术技术”相关、不符合本研究主题的文献，因此研究者在检索条件中进一步去除了以武术为主题的研究，完整的检索式为：主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传统文化”and“chatgpt + AI +人工智能 + 科技 + 技术 ”not“武术”。初步检索结果共获得1877篇相关文献。后续，研究团队进行了细致的人工筛选，排除了诸如会议通知、专著简介等非学术性文献，以及不符合文献计量学分析要求的数据。经过严格的筛选流程，最终确认1828篇CSSCI来源的文献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样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的研究现状

　　（一）发表数量分析

图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议题文献的发文年度分布（1998-2024）

　　在文献计量学的领域内，发文数量是一个关键指标，它能够映射出学术界对特定领域兴趣的强度及其演变。如图1所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随时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整体可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分别是以理论研究为驱动的第一阶段、以互联网技术为驱动的第二阶段、以短视频与高新技术为驱动的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1998-2006年）：这一时期可以被定义为慢速萌芽期，年均发文量为21.89篇。在此阶段，尽管相关研究尚未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热点，但已开始有系统的理论探讨，涉及创新与文化两者的辩证关系，以及技术发展与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等，同时互联网技术的逐渐普及也引起了少量学者的关注，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网络文化与文化范式转换的讨论，如网络文化与文化范式的转化、网络对传统文化和社会进步的影响等。

　　第二阶段（2007-2016年）：此阶段为持续增长期，年均发文量增至61篇。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与深化应用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微博、新媒体、融媒体等新兴媒介形式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可能性。这些新媒介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该时期研究数量增长的主要动力。相关研究涉及用户思维下传统文化传播创新、新媒体视域下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困境与适应性重塑、冲突融合中的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等主题。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数量上有所增长，而且在研究议题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学者们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之道，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的研究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第三阶段（2017-2023年）：这一时期标志着高速增长期的到来，年均发文量达到134.29篇。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短视频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加深了传统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包括短视频、数字技术、元宇宙技术等。2018年，冯乃恩的《数字故宫未来之路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技术始终为器，数字故宫未来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实现博物馆藏品研究、保管、修复、展示和观众管理的全智能化”，是最早探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文化中的研究，标志着现代意义上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学术探讨正式开启。

　　由于发文数量与时间的关系往往不是简单的线性模式，因此采用曲线拟合技术能够更精确地揭示发表趋势。本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了SPSS和EXCEL软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的发文数据进行了曲线拟合分析。通过对比不同的拟合模型，多项式拟合曲线显示出最佳的拟合效果，拟合度R2 = 0.8331，拟合公式为 y = 0.1142x2 + 2.0864x + 8.9932，其中 y 为该年度的发表数量，x 为发表年份。拟合曲线的形态清晰地指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的研究发表数量预计将维持一个相对高速的增长轨迹。

　　综合上述分析，发文趋势与拟合曲线的结果共同映射出学术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兴趣的持续增长，同时也突显了技术革新如何深刻地影响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范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及其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预计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将持续增长，而且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将占据更加显著的地位。

　　（二）研究力量分布

　　1.研究机构分布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机构分析，可以迅速识别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的核心科研力量。从中观层面来看，这反映了各科研机构在该领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882所科研机构参与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有12所机构的发文数量超过了7篇，具体如表1所示。这些机构的Total link strength（总链接强度）指标反映了各机构之间在合作发文方面的密切程度。

　　分析表明，高校在本研究领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其中，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文数量达到17篇，领先于其他机构。同时，该机构的Total link strength也为17，表明它与其他机构的合作频繁，所有文章均为合作完成。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自2010年之后遍不断深耕于该领域，研究主题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包括如何通过数字文化产业推进我国的文化自强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建设路径、数字文化产业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创新等。从地域分布上看，这些高产科研机构主要集中在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突显了这些地区在研究资源和政策支持方面的优势，形成了有利的研究环境。此外，深圳、上海和暨南等地也有代表性机构积极参与，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进行深入的学术分析时，理解机构层面的合作模式是揭示该领域研究动态的关键。本研究采用共现网络分析法，对文献所属机构进行系统分析，并构建了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图2）。在该网络图谱中，彩色节点代表那些在科研合作网络中存在合作关系的机构，而灰色节点则表示那些独立进行研究、尚未与网络中其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机构。

　　分析结果揭示了该领域内已形成两个显著的合作网络集群（图3）。科研网络#1规模最大，涵盖了70多所机构，呈现出以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浙江大学为主的多核心的网状结构，研究机构地域分布广，跨学科性较强。该网络的研究主题集中在技术赋能下的文化产业发展，涵盖了科创视角下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5G时代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等议题，体现了技术进步与文化创新相结合的研究趋势。另一方面，科研网络#2则是以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为首的单核心结构，以校内合作的方式为主，南方科技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也有参与。其研究主题聚焦于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两大科研网络之外，还有大量机构以独立节点的形式出现，表明这些机构尚未参与到现有的科研合作网络中。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领域内合作网络的构建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指出了未来合作网络扩展的潜在方向。

图2科研机构合作网络共现图谱

图3 主要合作网络集群图谱

　　2.研究作者分布

　　通过对论文作者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在微观层面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以及活跃的研究者。目前，该领域共有2620位研究者，其中发文量超过5篇的高产作者如表2所示。来自武汉大学的傅才武是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共发表了13篇CSSCI文献，显示出其在这一领域的显著影响力。

　　傅才武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文化政策研究和文化产业管理。在文化政策研究方面，他深入探讨了当前中国文化政策的前沿问题，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并讨论了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影响，提出要把握数字信息技术的机会窗口，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产业管理领域，傅才武分析了数字信息技术在现代文化产业中的应用，提出了构建新型文化产业生态圈的理论框架，并提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国家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体现了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原则作为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向。他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管理的理论进步，进一步促进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性应用和发展。

　　在文献计量学领域，核心作者群的识别对于理解特定学术领域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动态至关重要。基于他提出的普莱斯定律，即“撰写全部论文一半的高产作者的数量等于全部科学作者总数的平方根”，我们可以定量地界定一个领域内的核心作者群体。该定律的计算公式为M=0.749，，其中 M 为高产作者的最低发文数量，Nmax 为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的发文数量。将此定律应用于本研究领域，我们计算得到 M 值为2.7。根据这一结果，我们可以将发文数量达到3篇及以上的研究者界定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经统计，共有59位研究者满足此条件，他们的发文总数为233篇。这一数字远低于整个领域发文总数1828篇的一半这一统计数据揭示了该领域尚未形成一个由少数高产作者主导的显著学术集群，表明学术贡献在该领域内呈现较为分散的状态。进一步地，通过核心作者合作网络共现图谱（见图4）的可视化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核心作者之间缺乏明显的合作关系。图谱显示，这些作者大多以独立的研究团队形式存在，或倾向于独立发表研究成果，而非通过协作网络进行学术产出。

　　以上分析结果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个特点：尽管该领域已经吸引了一定数量的研究者参与，但尚未形成由少数高产作者主导的研究格局。这种相对均衡的学术贡献分布意味着该领域的研究力量较为分散，研究议题多样。同时，这也意味着新兴研究者有大量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机会，有助于促进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和创新。

图3 核心作者网络共现图谱

　　（三）研究焦点透视

　　1.研究重点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文献计量学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它通过分析特定关键词在文献中的出现频率和模式，揭示了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主题、研究趋势以及潜在的学术结构，从而指导未来研究的选题和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出现频次最高的20个关键词如表4所示，其中Occurrence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Total link strength表示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总的共现次数，可以反映出该关键词的重要性。

　　从高频关键词表中可以初步看出，“文化产业”和“数字化”关键词的频繁出现表明，研究者们致力于通过技术赋能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探索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与创新。“创新”与“科技创新”也是研究的重点领域，表明研究者关注通过创新和科技手段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在“文化创新”方面，研究者探讨了如何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以提升其现代社会价值。此外，“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显示出研究者对如何有效传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视。这些研究关注通过现代传播手段和创新技术，保持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政策与社会发展方面，关键词如“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表明研究者关注在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背景下，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现代化进程。这些关键词的出现反映了政策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2.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功能允许研究者对大量的关键词数据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将具有相似特性的关键词归纳到统一的主题下，揭示了研究领域的热点和趋势。这种分析有助于识别研究中的共性问题，发现不同研究议题之间的潜在联系。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VOSviewer软件对“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的高频关键词进行了聚类分析。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其中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成正比，直观地反映了各个关键词在研究中的重要性。节点间的连线粗细则表示关键词对之间共现的频率，揭示了它们在学术文献中的关联程度。此外，节点的颜色编码代表了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属于同一研究主题的关键词归为同一种颜色，从而清晰地界定了不同的研究主题。

　　分析结果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按包含节点数量由多到少排序如下：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蓝色集群）、文化产业的技术赋能（红色集群）、社会发展与文化创新（黄色集群）、文化政策与治理（绿色集群）。这些主题分别探讨了如何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利用技术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创新与科技在文化领域的应用，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每个研究热点及其所包含的高频关键词如表4所示。

图5 关键词聚类图谱

　　（1）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

　　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与传播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其核心在于探索现代科技，尤其是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弘扬中的作用。该主题覆盖了从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存、文化传递方式的创新，到新媒体平台的有效应用等多个方面。研究者们正努力通过科技手段赋予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新活力，并扩展其影响力及受众群体。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孕育了众多文化瑰宝。然而，这些文化瑰宝在时间的流逝中也面临着损毁和失传的风险。例如，刘沛林、李伯华两位学者聚焦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指出当前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手段面临着丧失原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足、保护技术手段落后等诸多问题，认为传统的保护方法和手段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新需求；同样，怀康也在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美术的研究中提出，少数民族的传统美术面临着传承人越来越少、财力有限难以建立起有效的保护机制等问题。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有学者立足于力触觉融合式虚拟现实技术，讨论了如何利用该技术构建微型学习技术环境，实现在日常生活中活态传承推广儒家六艺现代文化；还有学者聚焦于古籍保护，提出了“VR+文化”的视角，认为要建立起VR阅读体系，促进数字化古籍内容向虚拟现实移植，加强“VR+古籍”内容的建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理解、被接受、被推崇。

　　（2）文化产业的技术赋能

　　文化产业的技术赋能（红色集群）研究主题主要关注如何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探索构建新型文化产业生态圈的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和技术赋能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文化产品的创意和市场竞争力，还促进了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创新。

　　恽彩锋和熊忠辉在研究中中指出，媒介转型和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增强了文化生产的连接性和信息传播效率，形成了“虚拟化、柔性化、聚集化和平台化”的文化生产组织模式。这种新型模式不仅提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还推动了跨界联合和数实融合的新业态发展。此外，赵红勋和付月的研究《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的视听传播策略探析》强调，通过沉浸式情境传播和数字化动态传播，文化产业实现了更加生动和多样化的传播效果，吸引了更多的受众参与，增强了文化影响力。周建新进一步探讨了文化数字化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指出数字技术与文化的融合发展在宏观层面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中观层面优化了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布局，拉动了数字化文化消费能力。然而，研究也发现，目前文化数字化面临着顶层设计不够健全、“信息孤岛”效应和“数字鸿沟”等困境。

　　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技术赋能不仅提升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还促进了文化资源的创新与整合，推动了文化产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克服文化数字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优化政策和技术支持，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社会发展与文化创新

　　“社会发展与文化创新”这一研究主题关注的是如何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通过文化创新来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社会价值的提升。相关研究指出，社会发展与文化创新的交互作用，是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文化自信作为国家战略性概念和政策指南，表现在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包容性立场，体现为对本民族历史传统、心理结构、核心价值观以及特定制度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念。

　　傅才武和齐千里详细阐述了文化自信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强调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关键。吕姣姣通过分析河南卫视系列晚会的成功实践，提出了在复杂媒介环境中，传统文化传播策略的重要性。她认为，传统文化需要保持本原不褪色，同时焕发新的生机，提高文化传播效果和文化自信，增强了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凝聚力。此外，石英探讨了科技革命背景下，文化创新如何应对社会发展的挑战，提出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中寻找平衡，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化自信的重建。王斌和孔燕指出，技术发展带来的文化心理变化和技术恐惧的形成，强调了文化自信在化解技术恐惧中的作用，认为文化自信能够激发技术发展的心理动力，整合传统文化中的积极要素，为新时代科技发展提供积极启示。

　　这些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相互作用的深刻见解，而且为我们理解如何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文化创新来提升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提供了理论支撑。通过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文化自信是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基石，而文化创新则是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途径。

　　（4）文化政策与治理

　　“文化政策与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主要探讨如何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文化政策，提升文化治理能力，以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创新发展。研究强调，文化政策不仅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研究的一大主要问题是探讨如何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文化政策，提升文化治理能力，以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创新发展。有学者提出，移动短视频平台如抖音的爆红带来了“众神狂欢”的文化现象，尽管为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注入了新活力，但也面临文化价值挑战和互联网文化生态问题。这些问题突显了文化治理的重要性，需要通过提升平台的社会责任感和监管能力，完善政府、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合作共治机制，构建互联网生态下的文化理性。从乡村文化振兴的角度来看，文化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被进一步强调。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农耕文化传承体系，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文化治理体系，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同时，文化传统在技术创新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双重性也得到了强调，短期来看，文化传统决定了技术创新政策；长期来看，技术创新政策反过来影响文化传统，使其向亲经济方向变迁。

　　“文化政策与治理”主题揭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文化政策，对于提升文化治理能力，推动文化自信和文化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有效的政策和治理机制，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实现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研究为如何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构建高效的文化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三）研究热点变化及趋势

　　为进一步分析国际传播领域在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研究者进一步使用关键词突变分析（Burstness），得到自1998年以来相关研究的关键词突变图谱图6。从图6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能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变化趋势。这些关键词的突变揭示了不同时间段内研究重点的演变，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动态和未来发展方向。

图6 关键词突变图谱

　　在早期（1998-2015年），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发展、网络文化、文化和文化传统等方面。这一时期的突变关键词显示出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的紧密结合。科学技术在1998-2009年间是一个强烈的研究热点，表明科技进步对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同样，发展的关键词突变期持续时间较长，反映出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进步是这一阶段的重要议题。网络文化在2001-2011年间的突变强度较高，显示出互联网和数字文化的快速发展对社会的深远影响。此外，文化和文化传统在2001-2013年和2003-2010年间的突变，强调了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创新成为研究的焦点。

　　进入中期（2010-2022年），研究热点逐渐转向全球化、新媒体、文化自信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全球化的研究突变反映了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文化和经济的影响深入研究。新媒体的突变显示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转型与冲突成为研究热点，媒体融合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文化自信在2016-2022年间成为突变热点，表明在新时代背景下，增强文化自信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振兴和新时代的研究突变反映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在近期和当前（2022-2024年），研究热点集中在元宇宙、数字经济、数字技术、文化强国和技术赋能等方面。元宇宙作为最新的科技趋势，显示出其在研究中的爆发性增长，反映了其对未来社会和文化的潜在影响。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研究突变表明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成为研究和政策的关注点。技术赋能的突变显示出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和赋能效应，表明技术创新是当前研究的前沿。

　　从早期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到中期的全球化、新媒体和文化自信，再到当前的元宇宙、数字经济和技术赋能。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政策的不断演进，也展示了新技术在推动研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元宇宙、数字经济等前沿科技的发展，未来研究将更加注重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通过创新和政策支持，推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化传播。新技术在提升研究效率、扩大研究视野和深化研究内容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该领域持续创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总结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与智能技术融合”领域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揭示了该领域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研究结果显示，该领域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98-2006年），以理论研究为主，互联网技术逐渐引起关注；第二阶段（2007-2016年），互联网技术成熟，新媒体形式的兴起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创新；第三阶段（2017-2023年），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短视频和元宇宙技术的应用，使传统文化与科技的结合达到新的高度。

　　在这些阶段中，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地域分布看，北京、济南、武汉等地的科研机构表现活跃，形成了有利的研究环境。作者层面上，傅才武等学者在文化政策和文化产业管理方面贡献突出，通过对数字信息技术和文化产业的结合进行深入探讨，推动了该领域的理论进步。关键词共现分析揭示了四个主要研究主题：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文化产业的技术赋能、社会发展与文化创新、文化政策与治理。这些主题分别探讨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利用技术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创新与科技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以及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

　　针对以上发现，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加强跨学科合作，特别是在技术、文化、社会科学等领域，形成更加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框架；深化机制研究，不仅关注技术应用，还应探讨技术与文化融合的机制，通过政策支持和技术创新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聚焦政策研究，探讨通过有效政策和治理机制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实现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建设；拓展国际视野，关注国际化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与智能技术融合，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提升；技术创新驱动，继续关注元宇宙、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和影响，探索其在文化保护、传播和创新中的潜力，推动文化产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