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于7月10日至11日在山东曲阜成功举办。本届论坛共收到百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中国孔子网精选部分高质量论文进行整理并发布，以飨读者。本期推出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东娜的《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双向互动与内在融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治理思想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和丰富的精神滋养；同时，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也通过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为自身注入文化动能，这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国家治理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

　　作为滋养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后如何自我调适以延续中华文化的生机，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不断讨论的重要话题。鸦片战争后，在坚船利炮裹挟而来的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华文化因其落后于工业文明而遭到批判。为了缩小与西方的差距，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在器物、制度、文化等方面向西方学习，但却屡屡碰壁。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华文化被贴上了旧文化的标签，遭到质疑甚至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任重道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时空超越。为了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前途问题，时代差异和民族特征作为文化的两个基本要素先后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破解文化发展问题的“密码”。从文化的属性看，时代性和民族性是影响具体文化样态的两个重要维度：文化的时代性强调生产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文化本身也不断发展；文化的民族性把地域看作导致文化差异的原因，世界文化因地域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文化类型，并展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被质疑、否定，主要原因在于时代性成为衡量文化进步与落后的标尺，执此标准而论，工业文明即是进步的，农业文明则是落后的。由此，传统文化被归入封建遗产的“另册”，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可以说，面对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作出了各种尝试、进行了多次探索，但是没有找到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发展的正确方案。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矢志不渝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了探寻中华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明确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目标。具体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倡导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与外来文化中的科学内容相融合，既要吸收先进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也不拒斥民族文化传统本身。应当说，这是处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科学原则。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新政协开幕词中宣告：我们“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对待传统文化，党的八大明确提出要“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

　　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突破了过去主要强调文化的配合作用、配角定位和政治功能的思路和框架，高度重视文化自身的主动性、独立性和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战略布局中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领域再次兴起了“国学热”，传统文化研究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进入21世纪，随着文化建设在治国理政中战略地位的凸显，传统文化的治理效能越来越受到关注。为建立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愈益彰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文化问题阐发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深化了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传统文化予以批判性地继承，重点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回答时代之问，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既深刻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休戚相关的内在渊源，又批判性地对待传统文化。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一方面突破了单纯从时代性维度评判传统文化进步与落后的偏狭；另一方面又把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从形式深化至内容，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历久弥新，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既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时代”枷锁，又畅通了“民族”文化的古今之变，从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和思想精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永续发展，是因为它能够与每一个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在解决时代问题、服务社会实践中延续文化命脉。就此而言，文化的时代性不应被单纯定义为一个划分先进与落后的分割线，而应体现为与时俱进的时代化特征，既是每个时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又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偕行、开拓创新。

　　得益于对传统文化价值评判的新认识，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呈现出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含着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要求。在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将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精华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结合，与新时代治国理政有机融合。并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离不开发挥其现代价值的有效路径，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能够有效激活中华文化蕴含的智慧，从而发挥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思想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通过服务现代国家治理，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来丰富时代内涵、发挥时代价值、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现代国家治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增强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抛弃传统，相反，在我国的国家治理当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新时代国家治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有益因素，将历史上形成的治理经验与当今中国的时代问题相结合，为现代国家治理开掘了深厚的文化资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的治理思想，可以为现代国家治理注入民族文化基因。习近平指出：“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在此，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治理思想作了提纲挈领的概括，之后，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论述。习近平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决现代人类难题的重要启迪，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深邃的治理思想，能够为现代国家治理注入传统智慧。具体来说，中华传统治理思想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在诸如民本思想、和合理念、廉洁观念等价值理念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以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人民主体地位为例，在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民心向背是衡量国家政治得失的标尺，这种朴素的民本观念自殷商时期孕育发展，提出“民惟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提倡“敬德保民”“仁政爱民”，以“恤民”“安民”“富民”“康民”为目标，追求“爱民如子”“与民同乐”的治理境界。在我国的现代国家治理中，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自觉肩负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在思想理念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工作方法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重要判断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在价值旨归上体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同时又克服了传统治理思路中“治民”“御民”的观念，高扬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第二，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不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当中，还把它与国家治理实践深度融合。

　　比如，中华传统“和”文化与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人类命运与共的善治目标相融合。“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天人合一”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至高境界；“人心和善”“和而不同”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标准；“协和万邦”是大国邦交的理想目标。几千年来，“和”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春风化雨般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与中国“和”文化的社会治理目标相贯通，建设自由美好的人类社会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理想。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中国共产党汲取中华传统“和”文化中有益于治国安邦的智慧和精华，以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安定有序、人类持久和平的和谐社会为目标，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中华传统“和”文化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养分。“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基本内容，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价值观层面继承发扬历久弥新的“和”文化，从而使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既承载了传统文化基因，又适用于中国社会。同时，“和”文化还为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宝贵思想资源，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化干戈为玉帛”的邦交理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特别是在参与当今全球治理过程中，我们秉承“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呼吁各国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这些都是传统“和合”思想服务治国理政的有益成果。

　　又如，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融入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习近平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众所周知，“廉”既是古人的重要价值原则，也是古代官吏的基本行为规则。“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教育民众知廉耻是古代国家治理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目标。对个人来说，“廉耻，士君子之大节”，作为个人的行为规范，廉即不贪，不廉则为耻。这就教育人们要有正确的义利观，知“廉荣贪耻”，追求高尚的人格情怀。古代廉政文化影响深远，特别是其中的官箴官德，比如“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成”等，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特别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强调“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为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在管党治党方面，党中央特别强调用廉政文化涵养政治生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可以说，廉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华和高尚价值观念，在新时代为推动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厚植了文化土壤。可见，传统廉洁观念与新时代崇廉拒腐的良好政治生态建设一脉相承，中华传统治理思想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转化、创新，实现了二者的互动、融合和发展。

　　再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为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等国家治理新思维注入了传统文化智慧。总体来看，进入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多个层面融入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承载的丰厚文化底蕴和生动时代气象，开辟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新格局、新高度、新境界。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融通互动的内在逻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国家治理，可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回答时代问题中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通过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不断为自身注入文化动能。就二者融通互动的内在逻辑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共同内含着现代化的趋向；现代国家治理承载着传统文化内生性演化的特征，二者体现出鲜明的融通互动性。

　　第一，现代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的共同发展趋向。现代化是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关涉政治制度革新、社会形态变迁、价值观念转变、生产技术进步等社会构成要素方方面面的变化。在现代化的构成要素中，文化与制度的现代转变是引领现代化潮流的重要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必然伴随着文化与制度领域的变革，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其应有之义。

　　从文化层面看，现代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民族命脉、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有学者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内在地蕴含着现代文化价值评价标准，而不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客观性描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具体理论或观点，它已经如其所是地存在于文化史之中了，说它‘优秀’或是‘糟粕’，是由我们今天的文化价值标准去衡量而得出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它蕴含着符合时代特点的文化取向和价值旨归，我们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已经日用而不觉地将传统文化中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融入我们的思维世界中，并以之作为甄选、评判传统文化的重要参考标准。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只有与现代价值圆融契合才能焕发出跨越时空的魅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结合中华传统智慧回答时代之问，挖掘古代优秀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以服务现代社会需求。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智慧结晶，蕴含着与时代价值相融合以延续民族命脉的内在要求。在新时代新任务的感召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与中国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这既符合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下文化发展同社会进步同向同行的必然要求。

　　从国家治理层面看，现代国家治理主要表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将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和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价值维度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指引下，我国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到凸显。面向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任务的统领下，党的二十大对我国的制度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战略规划，即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只有不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二，现代国家治理承载着传统文化内生性演化的特征。习近平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沉淀着中华民族世代以来积累的智慧和精华，在时代转化中与先进文化交融发展，在新时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察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承载着古代治理文化内生性演化的特征。以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为例，由于我国很早便是一个疆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传统社会，如何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依靠一人一票式的选举方式是不现实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在中华文化中没有尊重民意的“民主”因子。“中国人很早就有民主的价值诉求和具体的实践形式，这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政治生活传统中所一直奉行的‘民意’原则。所谓‘民意’原则，就是中国人无论对于政治人物的选取，还是对于政治和决策的评价，不是靠一人一票的精确统计来确定，而是以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为标准、以口耳相传为主要途径而形成的‘民意’为基础来加以衡量。‘民意’虽然不像选票那样直接、精确，但是从价值诉求的角度来看，它与票决制选举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要符合多数人的意愿。”中国传统社会对“民意”的这种表达方式，一方面生发于古代中国地广人稀、交通不发达的客观条件之上；另一方面，又是在传统文化、习俗所包容的限度内，通过尊重社会公德和政治道德以赢取民众信服，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主”本意中所蕴含的“尊重多数人的意愿”的精神特质。以此而论，在中国传统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与考核，推崇举贤人、重才德，形成了诸如征辟、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人才选拔方式，同时，在政绩考核上把“德义有闻”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把“民意”纳入官吏的选拔评聘体系。在社会管理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以民为本”，尊重“民意”“众意”，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纲常伦理为原则，在家长、权威引导下，通过协商讨论化解矛盾，形成一致意见的议事模式。此外，“中国古代社会县级政权以下长期实行的乡绅治理格局，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协商治理模式”。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既注重整体利益、集体意志，又倡导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在这一政治文化原则的影响下，尊重民意、众议协商成为古代国家统治的有效途径。鉴古知今，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代通过协商通达民意，平衡共识，实现社会有效管理的传统习惯延续发展，为我国今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开展积累了经验。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重大决策之前先在人民内部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进行民主决策，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民主议事方式。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使协商民主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由上可见，中华传统治理文化蕴含着现代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我国的现代国家治理承载着古代治理文化内生性演化的特征。

　　总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传统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从弘扬文化传统和建设价值体系的角度进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的丰厚资源，已经浸润到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推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在现代国家治理中，通过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因素，把有益的治理思想与新时代的新课题相结合，从而以其深厚的文化滋养不断为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注入文化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