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是奠基儒家和传播儒学的重要区域，西部儒学所蕴含的丰富资源是中华学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儒学多样性与包容性的典范。通过对“西部儒学”的历史考察和认识研究，深入发掘西部在儒家经典形成、儒家理论准备、儒学功能发挥等历史贡献，探讨儒学与西部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结合，所呈现出的异彩纷呈的地域儒学（如蜀学、关学、陇学、朔方学、黔学、滇学等）和主题儒学（如民族儒学、丝路儒学、伊儒、佛儒、道儒等）特殊性，对全面认识中国儒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包容性和创新性，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西部对儒家经典形成具有奠基作用

　　儒家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的学派。儒者以经典传授和研究为手段，以仁义宣扬为行动纲领，从而达到启迪智慧、经世致用、走向文明的、实现和平之目的。历史证明，作为儒家“六经”根源的“旧法世传之史”，许多篇章就产生于西部。如《易》的产生，《系辞传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易经》基本符号“八卦”的创立者，而伏羲氏相传即是西部人氏。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犧于成纪。”《元和郡县志》又说：成纪“本汉旧县也，属天水。伏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成纪在今天甘肃天水市境内。伏羲氏没，神农氏作，重八卦为六十四卦，是为炎帝。炎帝、黄帝一居江水，一居姬水，俱在西部。其后夏有《连山》，商有《归藏》，周有《周易》。《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说明《连山》《归藏》《周易》同是一个系统，以阴阳为元素，八卦为基础，六十四卦为单元。于此看来，首部《易》的诞生就与西部密切相关。《山海经》佚文言：“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烈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谢无量认为：“《连山》，禹制之”。战国秦汉子史文献皆称“禹兴于西羌”，“生于广柔”（今汶川一带）。禹乃古蜀英雄，“三易”的源头《连山》发生于西部。后起于岐山的周文王昌与其子周公旦，又继承黄帝一系“易”图，结合夏易《连山》、殷易《归藏》精华，通过“演易”“系辞”，最终汇成今天可见的《周易》。在《周易》的八卦方位和卦辞爻辞中，犹可见与关中风物的种种迹象。

　　再看《尚书》，今传58篇中，有30篇成书于西周时期，或反映西周以来相传历史。伏胜《尚书大传》说：“《帝典》可以观美”，帝典即《尧典》《舜典》，今在“虞夏书”中，多为夏代以来所传诵的文本，它们成为了儒家“克明俊德”“礼让为国”“协和万邦”“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重要理念的源泉。伏胜又说：“《禹贡》可以观事”，“《洪范》可以观度。”因“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形成《禹贡》九州，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天下观、一统观；因治水而引发“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洪范》传到殷末、周初，由箕子向武王陈献，形成成文的《洪范》大法，后来也为儒家传承、历代谨守的大经大法。谢无量认为：“《洪范》于人事详已，儒者所法，故禹纯然儒学之祖。”所以他一则曰“原始儒学，禹创”；再则曰：“儒之学，蜀人所创。其最古经典，蜀人所传。”正是就此而言的。伏胜又说：“《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六誓”中的《泰誓》《牧誓》《穆誓》；“五诰”中的《康诰》《召诰》《康王之诰》等等，都完成于西部。

　　周文化发源于陕西关中西部豳地，秦人发源于甘肃东南秦亭，《诗经》中有关周、秦之地的诗篇约有153篇之多，其中《豳风》《秦风》就是西周时的代表作品。至于“周公、召公取风（‘南音’）焉，以为《周南》《召南》”，“二南”中有关汉水、江源的作品，以及“周颂”“大小雅”中体现周人、汉中、巴蜀等地风土人情的作品，自然都是西部向后来孔子“论次《诗》《书》”提供的原始材料。

　　伏胜《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前五项、后一项是周初安天下的必要之举，第六项“制礼作乐”则长治久安、影响后世、文明进步的重大措施。代表“周礼”核心内容的宗周正统、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等，都是周公在西部定制完成；后世儒者传承的《周礼》《仪礼》《礼记》《乐记》等经典，即使其书不是周公的原文照传，其中肯定也保存了周公以来的礼意、礼仪和礼义，西周的礼乐制度和文明精神，经由儒家得到传承。中华“礼义之邦”形象由此形成民，儒家“以礼为教”的风格也因此奠定。

　　至于《春秋》及其“三传”，即使不是西周直接留下的元原典，但也与西周王朝系统的史官设置影响的结果。特别是西周在分封诸侯时，伴随着“授民、授疆土”、分赐礼器、颁赐衣冠的过程 ，也给主要诸侯国设置“太史”之职，这些为天子负责、对历史忠诚的太史们，为了“从右执中”，“慎言行，昭法戒”的理想，多能秉笔直书、不避生死，他们留下来的帝王将相之活动实录和自然人事等文字记载，正是孙叔时等辅导太子时“教之《春秋》，为之耸善抑恶”的教课书，也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宝贵史料。

　　汉世以来相传“《尔雅》周公所制”，则释经文词掌故之书，亦始于西部。

　　这些产生于西部的“旧法世传之史”，后来汇聚于王室（周人先居豳，再迁岐，再都丰、镐，都在西部关中地区），再随着周室分封诸侯，颁赐典册；或王官失守，太史出奔等过程，散布于诸侯各国，扩大了文献的接触面。其中鲁为周公封国，班列公爵，都于曲阜。周公之子伯禽就国，受赐的衣冠文物、礼乐文献，明显比其他诸国为多。故吴国公子季札使于鲁，乃得尽观完整的礼，尽听完整的《诗》《乐》；晋国大夫韩起（宣子）使于鲁，也才能“观书于鲁太史氏”，得见“《易象》与《鲁春秋》”，“然后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的奥秘。齐国人围攻鲁国时，嘲笑鲁人“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其原因就在于鲁国坚持用自己擅长的礼乐文献、制度法规办事，弄得只是侯爵、偏重功利的齐国君臣很没有面子。

　　这些记载“先王之陈迹”的文献，被《庄子》统称为“旧法世传之史”，为“缙绅先生、邹鲁之士”所诵法（《天下篇》），正是孔子用来整理删订、阐释寄寓，使之成为传道授业教材的文本。

　　二、西部是儒家经学的重镇

　　“先秦诸子，半在齐鲁”，儒家六经，也首明于邹鲁之士。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过，西土之人也非常关注东土之事，孔子行教之时，就有秦祖、壤驷赤、石作蜀、商瞿上等西部俊乂，不远万里前往孔门拜师，得到“有教无类”的孔子接纳，他们的名字至今仍留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战国纷争，诸侯力政，竞于功利，仁义遁迹，然而邹、鲁之间独不废。齐威王、宣王之时，儒家发展到以孟、荀等诸子之学为主的时期。后来，因秦朝和西汉都城俱在关中，儒家经学便迅速自东而西，在西部得到广泛传播，儒学成为国家主导意识、主流形态的“官方化”推广也发生在西部。

　　秦穆公、孝公、昭襄王、庄襄王等有为君主，都曾经广招天下英才，一批又一批东土有识之士，前赴后继来到秦国，也把东土文化、儒家文明传播进来。秦昭襄王时，一代大儒荀子西游入秦，向秦昭襄王讲述“帝王之术”，展示“儒效”的美丽愿景。继后，荀子的两个弟子韩非、李斯也分别入秦，韩李虽然都主法家学术，但是他们对儒学的了解，也有利于秦人吸收儒家合理智慧。特别是秦朝设置博士之官，员额多达70余人，其中不乏经明行修、具有抱负之人，《史记》称济南伏生为“秦博士，治《尚书》”，即是其一。学人谓“秦火以前之经学，大都七十子之遗绪”，按《庄子·天下篇》所说，《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如此看来，战国治儒家经学者，多在齐鲁。秦火所灭，乃是掌握在民间的古文经。

　　汉初，传经者仍以生活在东部的人为主，“是故汉代传经者，不出于齐，则出于鲁”。如，田何传《易》，济南伏生传《尚书》，《齐诗》有辕固生。汉文帝时，也沿袭秦朝“博士”官设置，《孝经》《孟子》《尔雅》等儒家经典曾立有博士掌管，在中央还有所谓“一经博士”，即韩婴为《诗》博士。景帝时，又将辕固生立为《诗》学博士。当时，列于官学的有《诗》和《春秋》二经，并设博士。此时儒学的重心始转移到西京，西部地区首受其益。

　　景帝末，“明于《春秋》”的文翁，在蜀郡兴起学宫，传授儒家“七经”，儒学首次成为政府主导的教化，进入西部地区。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发动儒学革命，儒家遂被定于一尊；武帝在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的同时，又增设经学博士，以传授“五经”。《汉书》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可见，西汉“五经博士”与秦博士一脉相承，同时这也反映了秦、汉时期政府都曾重视经学、建置专官执掌。

　　可见，推动儒学经学化主要是在长安进行，此时儒学的中心已经西移至长安。后来，汉朝廷召开的“讲论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会议”也是在长安；刘向、刘歆父子领校以“六艺略”为首的群籍，刘歆发现古文经典，写《移太常博士书》，兴起古文经学，引起“今古文之争”，也主要发生在长安。

　　汉代著名经学家杜林（陕西兴平人，治《古文尚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贾逵（陕西扶风平陵，今咸阳人。古文经学家，治《古文尚书》《左传》《国语》，撰经传注解百余万言）、马融（扶风茂陵，今兴平人。古文经学家，遍注群经）、赵岐（今咸阳人。郑玄门人，注《孟子》及诸纬）等这些儒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大多都出生在西部，或把学问做在了西部。大儒傅玄（博学能文，著《魏书》《傅子》）是陕西耀县人。杜预是治《春秋》学的大家，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十二卷，也是西安人。

　　此外，巴蜀也是西部地区儒学发展的一个重镇。秦实施焚书坑儒后，儒者纷纷进入巴蜀，将经书藏在大酉、二酉等山；胡安隐居邛崃白鹤峰传经，司马相如曾从他学《易》，成就得相如六经皆通，擅长诗赋。西汉景帝时的文翁，在蜀褒奖儒生，倡导儒学，在他的努力下，“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这一时期，四川也涌现出了许多大儒，如，博通六经，兼容并包的司马相如；撰有《圣主得贤臣颂》《僮约》的王褒；通天文，制《太初历》落下闳；博览群籍，撰《太玄》《法言》的扬雄；通《易经》的何武等人。其中，扬雄作为汉时蜀地的大儒，时人张子侯称他“西道孔子”，桓谭更说“亦东道天下孔子也”。

　　汉魏之交，郑玄经学风行天下，“齐鲁间宗之”，“王粲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一人而已。”魏晋时，儒学中心在中州，但是仍旧有贾逵、马融、王肃、李譔等人之学兴起，他们以纯粹“古文经学”相号召，与杂糅今古的郑玄之学相抗衡，特别是王肃之学逐渐成熟，最后列于中央学官，西部经学再次兴盛起来。南北朝时，学分南北，南学受玄学、经学影响较大，“其学多华”；北学受汉学章句训诂之风的影响较大，有笃守厚迟之俗，“其学多朴”。北学重“三礼”，其传经之儒多于南朝，而能立宗开派者有陕西华阴人徐遵明。遵明弟子众多，当时许多经学大家都出自其门下。可见，此时的北学实际上多集中在西部。隋唐，南北经学逐渐走向统一。贞观年间，太宗命颜师古撰《五经定本》，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完成了经学的统一，而这一进程都是在长安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以前儒家经学的重心基本上是在西部。宋代，张载创立的关学，成为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蜀地以三苏父子为的“蜀学”再起，三苏父子遍注《周易》《尚书》《诗经》《春秋》《论语》《孟子》，对宋代儒学也有很大影响。可见，对儒家经学的研究，仍然是西部儒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经典的流传过程中，西部也是儒家经典体系形成的重要地区。孔子早年传承西周国子教的“四经”（《诗》《书》《礼》《乐》），晚年时又致力于精研《易》与《春秋》，最终形成了儒家最早的经典体系“六经”。西汉时，博士传“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而蜀地学者“东受‘七经’，还教吏民”，首次突破儒家“五经”概念，将《论语》《孝经》纳入经典看待。这便形成了中原人士“兼通五经”，蜀地学人“学孔子《七经》……靡不贯综”的局面。为了避免因手抄经典容易出现的错误，从王莽（都长安）时起，就由中央组织人力物力刊刻“石经”，形成儒经定本；东汉继之而有蔡邕等所书“熹平石经”（七部）；唐都关中，先有颜师古校定“五经定本”，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后有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郑覃等刊刻“开成石经”（九经三传），从文字、释义、读音等方面统一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国家分裂而经学有南、北之分的局面，是经学史上的一次统一。五代时期，蜀地将唐代“九经”系统扩大到《十三经》。孟蜀在成都文翁石室创刻的“蜀石经”，不仅将《论语》《尔雅》《孝经》一同视为经书，而且将《孟子》也刻入“石经”，并统称为《石室十三经》。全部“蜀石经”有经有注，是中国历代石经中体例最为完备、资料价值最高的一种，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种，史载“蜀石经”“石逾千数”（《开成石经》立石114通228面、65万余字，《乾隆石经》立石190通380面、68万余字）。儒家“十三经”经典体系由此定型，其所开创的经典范式，沿用至今。近代，蜀地大儒廖平欲“统著《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这又是一次对儒家经典范式的突破。廖平以区分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而提出了十八种经典解释体系的构想，他先后撰成了《穀梁古义疏》与《十八经注疏凡例》。虽然最终未能完全实现他的计划，这一思路仍然在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人魏徵《隋书·儒林传序》曾用“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来突出南学、北学的特征，为世承认。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西部儒学与东部儒学的区别的话，就是“经学时代主要在西部，理学时代主要在东部”而已。

　　三、西部开启儒学制度化传播历程

　　由于西汉、唐代首都都在西部，使西部成为首开地方公学、中央官学、以文入仕等制度的先例，也成为儒学制度化建设的首善之区。西汉景帝末年，文翁“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这是自秦“焚书坑儒”后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开办的地方官学，同时这一举措也成为了后来汉武帝“立太学”“置弟子员”和“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的榜样。文翁兴学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一方面，学官弟子优者入吏，首次打通“学而优则仕”的康庄大道，突破了汉初以军功、察举孝廉、恩荫和纳赀等选仕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文官制度”；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培养师资，遣学人入京都受经，后返蜀传授经典的做法，开启了边缘地区与中央学术交流的渠道，加强了中原学术在蜀地接受的权威性与深入程度，启迪了之后历代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化措施。

　　其次，西部开创了“庙学合一”的学校体制，使中国学校既是知识的殿堂，也是精神的家园。东汉末年，蜀郡太守高䀢在文翁石室东修复“周公礼殿”，“作为庙堂，模制闳伟”，“壁上悉图古之圣贤，梁上则刻文宣及七十弟子”，“通皆图画古人之像，及礼器瑞物”，显然，这就是祭祀圣君贤臣、孔门师徒、历代乡贤的场所。“周公礼殿”与“文翁石室”一道，是兼具知识传授与圣贤祭祀双重功能的机构，开创了中国“庙学合一”的学校体制。此后290余年，北魏定都洛阳才由政府建设了第一所礼殿。再后100余年，唐太宗乃令天下县级以上学宫，得以建立文庙。文庙祭祀制度的确立，将精英教育与民间祭祀融于一体，加速了儒学在民间的传播与普及。

　　历史上，西部民族政权汲取儒家治国理念，丰富了儒学的制度性内容与建设路径，推动了儒学与多民族思想文化融合。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出现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仿效中原王朝的现象。南诏以唐王朝的儒家治国方式为榜样，致力于办学，“立孔子庙于国中”，创建崇文馆，“建二文学，一在峨良，一在玉局。为儒教典籍训教士庶，以明三纲五常。”此外，南诏中后期逐步确立起了以儒家德政理念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儒学逐渐成为了证明王权合法性、进行社会治理的依据。随着儒学的不断传播发展，它在紧密中原与边疆地区关系，涵育边疆民族认同汉文化，认同中华民族等方面上的作用日益凸显，并持续夯实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从“大礼”到“大理”的名称变化，无不反映着儒家核心思想在南诏、大理国治国理政中的指导作用。此外，大理国统治者的姓名和年号颇用心思，反映了他们效法儒家思想，以礼教治国的心愿。在西北民族地区，西夏国《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一部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法典，如对于失孝之人须从严从重给予惩罚，惩治标准与“谋逆门”同，“除谋逆、失孝徳礼、背叛等三种语允许举告，此外不许举告，若举告时绞杀”。此外，还规定了不能对囚犯随意滥施刑罚，而应该以儒家“三纲五常”“亲亲相隐”“慎刑德政”等伦理观念为立法标准。法律是国家重要的管理与控制手段，也是制度文明与文化传统的结晶。儒家伦理观念在西夏国以律令的形式确定下来，足以西夏在制度文化建设中对于儒学的吸纳和践行是深刻的。

　　四、西部是儒家诸多思想理念的发源地

　　西部拥有在儒学发展史上极具特色与突出贡献的思想资源，在古史体系（三皇五帝）、三统信仰（天命、鬼神、礼乐）、儒道合流、核心理念（道德仁义礼）、元气观念、三才合一、民胞物与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考，为儒学思想的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先秦时期，代表了中国人古史记忆的“三皇五帝”一词已经见于《周礼》《家语》等文献，但是何为“三皇”，何为“五帝”却没有指实。恰恰是在西部地区，才使“三皇五帝”的内涵逐渐丰富起来。东汉安定临泾（甘肃镇原）人王符在《潜夫论》卷八《五德志》中叙述当时在社会上流行三种关于“三皇五帝”的说法，“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具体来讲，齐人伏生《尚书大传》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中原人应劭《风俗通义·三皇》引《春秋运斗枢》中的说法，认为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扶风人班固汇集白虎观会议所议而成的《白虎通义·号》中，举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等等。总之，以上诸说中的“三皇”皆可谓“三人皇”。面对这些歧异（后二家未及），王符表示“其是与非，未可知也！”不过，王符在历数以上诸说后又说：“我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为或及此谓，亦不敢明。凡斯数，其于‘五经’皆无正文。”王符所“闻”的“天皇、地皇、人皇”可称为“三才皇”，这正是出生于西部的王符素来裕闻的“三皇”真相。李斯等人又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这也许就是王符所“闻”者。不过“五经”既然没有明文，李斯所说从何而来呢？我们认为大概应该是出于《世本》《山海经》等古史。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他自叙曾依据扬雄《蜀王本记》等多种蜀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一·益州”：“《汉书·地理志》‘蜀、广汉，本南夷，周末，秦并以为郡。’按《世本》《山海经》、扬雄《蜀王本纪》、来敏《本蜀论》、《华阳国志》《十三州志》诸言蜀事者，虽不悉同，参伍其说，皆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南宋罗泌《路史》卷四也说：“蜀之为国，肇自人皇。”罗苹注认为出自“《世本》、扬雄《蜀纪》《华阳志》《本蜀论》等语。”可见，“蜀出人皇”出自《世本》。《世本》成书于战国，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班固注：“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说明是古史无疑。纬书说“天皇氏”出于昆仑东南“万二千里”，道里非实而方位（“昆仑东南”）可靠。“地皇氏”出于“雄耳、龙门之岳”（北起汉中，南至雅安），俱为“乃以褒斜为前门，雄耳、灵关为后户”的古蜀领地。据《华阳国志》中记载，“人皇氏”则原在巴蜀无疑。又《三国志·蜀志·秦宓传》中说：“三皇乘祗车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斜谷，即今汉中褒斜谷，古蜀之“前门”。再有《太平御览》卷七八引《春秋纬》说：“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为九州长天下也。”可见，“三才皇”（天皇、地皇、人皇）的产生与流行区域正是在西部，《山海经·西山经》所载“皇人之山”“中皇之山”“西皇之山”，也许与此不无关联。“三才皇”观念进入中原后，便逐渐为中原人士所接受，西汉儒者即率先用之丰富儒家学说。兴起于哀、平之际的纬书，已将“天皇、地皇、人皇”纳入中原“三人皇”的解释体系，并且直接将伏羲指认为“人皇”。东汉道教产生，“三皇”又进入道家经典，成为道教构建其宇宙生成论、天地神灵说的重要材料。他们将巴蜀“三才皇”与中原“三人皇”结合，将“伏羲、女娲、神农”等定为“后三皇”，将“天皇、地皇、人皇”定为“中三皇”，实现了形上、形下的互补。后来，基于“三才”一统观念的“三才皇”（蜀地天皇、地皇、人皇，秦地天皇、地皇、泰皇），基于“五行”相生相胜观念的“青帝、白帝、黑帝、赤帝”祭祀（秦），和“青帝、赤帝、黑帝、黄帝、白帝”庙谥（蜀），通过儒道二教的努力，与中原伏羲、女娲、神农“三人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帝”相得益彰，互相辉映，在唐代形成更为博大包容的民族祭祀系统。

　　至于“五帝”，“五经”中也不明所指，但在后世文献中大致出现了五种说法。一是《战国策·赵策》中认为的“五帝”分别是：“宓戏（虙羲）、神农、黄帝、尧、舜”；二是《吕氏春秋·尊师》中指出：“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即为“五帝”；三是《大戴礼记·五帝德》与《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的说法；四是伪孔《尚书序》中以“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的提法；五是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将“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为五帝的观点。上述所举皆为单个的人，可称为“五人帝”，其中伪孔、刘恕二说皆晚出。东汉王符《潜夫论·五徳志》又举“赤帝魁隗（炎帝、神农）”、“黄帝轩辕”、“白帝挚青阳（少暭）”、“白帝文命（禹）”、“黑帝颛顼”、“黑帝子履”。其中，有两黑帝、两白帝，却没有“青帝”。《孙子兵法》中《黄帝伐赤帝》篇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口口，战于反山之原……东伐青帝，至于襄平……北伐黑帝，至于武遂……西伐白帝，至于武刚。”五帝乃全，却是互相征战。纬书《河图》记载：“东方青帝灵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黄帝含枢纽，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纪，水帝也。”以五帝配五方，必然是天下一统后的产物。《华阳国志·蜀志》称：开明氏“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可见，蜀人也在使用“青帝、赤帝、黑帝、黄帝、白帝”等构成的“五色帝”系统，而且与中原地区同属一个系统。考诸历史，五色帝信仰，应以西部早出。《史记》于刘邦斩白蛇下引应劭说：“秦襄公（？—前766年）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前424年—前362年）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秦襄公是秦国历史上称为诸侯的第一君，他曾经在犬戎攻灭西周的时候，力战护驾，送平王迁都洛邑，后因功绩得到周王岐西之封，遂奠定了秦国的基础。同时，他以西方之神少昊为守护神，建立西畤祠白帝，初立秦人“色帝”祭祀体系。秦献公是战国时期的秦君，颇有作为，废止人殉、迁都栎阳（原在雍城）、鼓励商业、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复又重申白帝信仰。另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其后〔四〕年（前609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其后十四年（前595年），秦穆公梦见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晋乱，立上帝祠。此外，秦文公（襄公子，约前716年卒）、灵公（？—前415年卒）也分别立有祭祀黄、炎（即赤）的祀畤。然而，纵观整个秦国所立帝畤，色止于四。《史记·封禅书》即载，刘邦“入关”，曾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有人回答：“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可见，从公元前八世纪末秦穆公时代，到公元前五世纪末秦灵公主政时期，秦人已具白帝、青帝、赤帝、黄帝“四色帝”信仰，不过只有“四色”，五行缺一。后经汉高祖补充，立祠祭黑帝，“五色帝”乃全。不过，“五色帝”和谐相处的模式，在蜀中却早已形成了。

　　在信仰上，从夏代开始，在西部逐渐形成“尊命”“重人”的传统。《礼记·表记》中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尽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可见，夏后氏重天命，殷人重鬼神，周人重礼乐，其中同起源于西部的夏文化和周文化，都有“事鬼敬神而远之”的共同特征。这一点，深为后来孔子所称道，因此他每每回答弟子问时就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主张尽人事而听天命、重现世轻来世，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推而广之，孔子所称夏、商、周的“天命”崇拜、“鬼神”崇敬和“礼乐”崇尚等，与《尚书》“天命”“尚德”观，《周易》“鬼神”“阴阳”观，《周礼》《仪礼》及《论语》等“礼乐”“仁义”说，恰好构成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精神信仰、价值追求和行为守则。由此而形成的系列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行为礼法，甚至历法、服色、车舆等文化体系（号称“三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人类文化之林的重要标志。“三统”之中，天道最高，也最根本，鬼神是对天道阴阳法则的形象表达，礼乐则是人类对于天道模拟效法的制度建设。敬天、法祖、尚文，正好推动了中国人形成系统的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民意的价值取向。如果说“天道”告诉我们“从哪里来”，解决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问题；“鬼神”则告诉我们“到哪里去”，解决了中国人的“临终关怀”问题；那么，以仁义为内核的“礼乐”之教，则告诉我们“怎么办”这个解决中国人的“现实关怀”问题。后儒荀子继承了这一体系，进而将天地、亲与君师结合，形成“天地君亲师”结构。《荀子·礼论篇》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天地君亲师”是一切礼制的根本，故称“三本”。这三本被后世国人奉为神明，供奉在“神龛”之上，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起于西部夏后氏“天命”观念和周人“礼乐”制度，以及他们理性对待“事鬼敬神”“慎终追远”的态度，才是西部特产、中国特色，并且对中华民族信仰的确立具有重大奠基作用。

　　在思想理念上，西部普遍重视“德”教。西周初年的《遂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廼差方设征。降民监德，廼自作配乡。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沫唯德。民好明德，任在天下，用厥昭好。益美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济好祀，无欺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发禄，永御于宁。豳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悔。”这100余字突出了两个概念，一是“天命”，二是“德”。“天命”概念与上引《表记》孔子之言“夏后氏尊命”相契合，而“德”的概念，也与《山海经》中“首文曰德”等相合。难能可贵的是，“德”字在此竟然有六种表述：监德、唯德、明德、懿德、好德、兹德，可见其对“德”的重视和强调。自后，周人有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武王伐纣誓词，挞伐商王纣之“昏德”。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尚书》中有“王其疾敬德”“弘于天若德”“王惟用德”等。晋韩起在鲁国太史氏看到《易象》与《鲁春秋》后，“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周礼》“乡三物”中，首先就是“六德”。秦人后世虽暴，其初亦曾将修德作为首务，他们将黄河改称“德水”。至于产生于巴蜀大地的《山海经》，其所载两种凤凰，其一是“首文曰德，膺文曰仁，腹文曰信，翼文曰义，背文曰礼。”其二是“首文曰德，膺文曰仁，翼文曰顺，背文曰义。”翼文虽有曰“义”、曰“顺”之不同，而其“首文曰德”则是一致的。至老子，提出了“重道尊德”而贬仁义。孔子集其大成，乃将老子之道，西方夏蜀秦人之德，与乎东夷之仁，甚至三晋之义，周公之礼乐结合起来，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修养模式和“仁智勇”的君子人格。至汉代，司马相如的“道德仁义”，王褒的“冠道德，履纯仁，被六艺，佩礼文”，严君平提出的“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义人，有礼人”，扬雄提出“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合则浑，离则散”等等，从而形成了蜀人特有的“道德仁义礼”一体的价值体系。蜀人以“道”、“德”为统率，以“仁”、“义”、“礼”为行为准则，既弥补了中原儒学“仁义礼智信”缺乏形而上之终极关怀的缺陷，又弥补了道家重道、贵德而忽视形而下治器用德不足，实现了“儒道结合”。唐代盐亭赵蕤、陇西李筌，宋新津张商英都承袭这一传统，并给出解说，可见蜀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这一价值体系。

　　北宋时期，张载创立关学，与当时的洛学、新学成三足鼎立之势，是理学发展史上重要一脉，成为了宋代理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者。在宇宙生成论上，严君平提出“天地所由，物类所以，道为之元，德为之始”，又说“道有深微，德有厚薄，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又说：“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将自然、道德、神明、和合、形气结合起来了。张载进而提出“太虚即气”的哲学命题，通过改造佛道的本原性概念“太虚”，破除“太虚”所对应佛家之“空”与道家之“无”，赋予具有实在意义的“气”之内涵，以此重申儒家的实在意义。同时又将“太虚”引入伦理道德的畛域，提出“虚者，仁之原”，赋予其“天德”“至善”的内涵，使得儒家的道德本体得以挺立。当然，以张载思想为核心的关学也为后来清代“气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代末期至清中叶，儒学渗透到我国回族聚居地，与以伊斯兰教哲理为底蕴的回族哲学思想理论结合，形成了“回回附儒以行”或“以儒诠经”的儒伊形态。

　　综上所述，蜀地道学兴盛，善修易玄，蜀学表现出儒道和融的特点。张载关学辟佛辟道，体用一体，是儒学袭用与转化佛道核心范畴和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儒伊形态则是理学与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的融合。凡此种种史实，皆昭示着西部儒学与佛、道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思想交织互动，呈现出集杂成纯的儒学思想特征。

　　五、西部是“民族儒学”“丝路儒学”的孕育地

　　儒学在西部民族地区和丝绸之路的传播、发展，孕育了“民族儒学”和“丝路儒学”，极大地丰富了儒学文化的形态和内容。

　　《论语》说“子欲居九夷”，儒家并不排斥华夏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文化。故儒学与西部多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互动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儒学”，极大地丰富了儒家思想和儒学文化。两汉时期，西部民族经学家“代不乏人”，如夜郎地区，舍人著有《尔雅注》；盛览师从司马相如，兼采辞赋经义；尹珍从许慎受五经，专于图纬之学。

　　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凉、后秦、西魏、北周等都是在西部建都的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为了站稳脚跟，以加强对文化素质较高的汉民族的控制，就往往需要借助儒学，以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同时，也为了缩小胡、汉民族间的文化差距，加强其汉化进程，因此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重视儒学。前赵、前秦、后秦等政权尊儒、崇儒的情况比较典型。前赵刘渊、刘聪都是汉化了的匈奴人，他们竭力推崇儒学，加强儒学教育，儒学在当时保持着独尊的地位。前秦苻坚大兴学校，每日亲临太学，考核诸生经义优劣；他在王猛当政时期，恢复魏晋士籍，规定凡“正道”（儒学）“典学”（经学）以外的左道异端一律禁止。他虽然主张儒、佛并用，不过尤重视儒学，史载苻坚“外修兵革，内宗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后秦姚兴时，儒学更盛，学生多至一万数千人，史称“学者咸劝，儒风盛焉。”此外，前凉儒学亦盛，如宋纤有弟子三千人；酒泉人祁嘉到敦煌学宫读书，博通经传，开门授徒，有弟子二千多人。西凉、北凉儒风亦很盛兴，当时敦煌是凉州的文化中心。

　　唐宋时期，西部民族政权吸纳、融摄儒学，产生了西夏儒学、大理国“释儒”文化等儒学形态，书写了青藏高原苯、佛、儒融汇发展的历史进程；“青蛙八卦”、《宇宙人文论》、《宇宙源流》等古代彝族思想和典籍，讲述了带有儒学特色的民族宇宙观。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大儒刘定逌（壮族）、郑献甫（壮族）、保巴（蒙古族或色目人）、李元阳（白族）、高奣映（白族或彝族）、王岱舆（回族）、刘智（回族）、玄烨（满族）等提出深刻的哲学思想，“释儒和融”“伊儒会通”代表着民族儒学的理论创获，《萨迦格言》《黄氏宗谱》《传扬歌》等象征着民族儒学伦理思想的社会影响，《福乐智慧》《天方性理》《性命宗旨》《大化总归》反映了理学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光大。总之，民族儒学显示了儒学与西部多民族思想文化交流激荡、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精神面貌，极大地丰富了西部儒学的理论发展。

　　丝绸之路的儒学传播、传承与发展，为国家边疆治理、中外交流与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撑。儒家“大一统”思想，成为了古代丝绸之路开拓、经营的内在动力。从历史进程上看，汉王朝贯通西南古道，丝绸之路的西段与南段皆肇启于此，儒家教化因此深入丝路沿线。司马相如“开益州，授经教学”，文翁设学宫，不仅召“下县子弟”入学，而且也推动了丝路沿线的儒学教育和文化交流。东汉中期，西南各郡遍设官学。魏晋时期，儒家经典更是在丝路之西域沿线广泛传播，楼兰简第120号Or8212/1399b（无原出土编号，淡黄纸）《晋残信札草稿》中出现“仲尼”二字，表明早在晋代，儒家文化就已经通过帝国派驻的官兵和随军家属在楼兰等地流传开来。北魏政权“（麴嘉）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肃宗许之。”西凉在敦煌“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讃所志”。唐灭高昌建立西州，当地仍然保持着陪葬《孝经》的习俗，其佛教寺院也讲授儒家的“孝”道，反映了儒家文化“忠孝节义”观念在丝路沿线的深刻影响。同时，唐西州保留了较多的《论语》郑氏注本、《急就篇》写本以及大量的《千字文》《开蒙要训》写本，这都说明了儒学教育在西域沿线的繁荣。在岭南百越首领冼夫人的推动下，“敦崇礼教”“使民从礼”的治理思想也深入到了今东南亚半岛的北部区域，表征着海上丝绸儒学的传播影响。从辐射范围来看，西域段丝路、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贯通了境内之东南西北，也形成了以中国为起点，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海通道网络。这就意味着，“大一统”思想也随着丝路儒学的传播而不断拓展内涵。至清代，“贤愚不分畛域，惟有德可主天下”，“各国之书，体不必同，而同我声教，斯诚一统无外之规也”。也就是说，如果儒学成为中国各地区乃至世界诸国一统之可能性。那么，丝路儒学则是贸易互通之路，走向文明交流互鉴之路的枢纽，可谓儒学思想上的独特贡献。

　　结语

　　西部儒学是中国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学之共性与个性、历史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地域性、多元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结合。西部儒学内涵广泛，包括儒学在西部的孕育和奠基，儒学在西部得到制度化（文翁石室、太学、郡县学等）传播和个性化发展。儒家经典的许多门类（“易学”“礼乐”“政论”等类）、著作（《周易》《周书》等）、篇章（《禹贡》《洪范》《豳风》《秦风》《周南》《召南》《嵩高》《韩奕》等）在西部形成；儒家思想的许多理念（阴阳、五行、三才、敬德保民、道德仁义礼、元气等）、信仰（天命、礼乐）在西部形成，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后世丰富儒学理论，奠定了坚实文献基础和理论基础。

　　儒家诞生后，孔子弟子秦祖、壤驷赤、石作蜀、商瞿上等人，在西部开始了《诗经》《书经》《易经》的传授，弥补了“孔子西行不到秦”（韩愈）的某些遗憾。博士制度、郡县之学、中央太学、庙学合一和经典体系（“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等）都在西部开其先河。儒学与西部地域文化结合，形成各具特性的蜀学、关学、陇学、黔学、滇学、朔方学等，以及民族儒学（包括伊儒、佛儒、道儒、毕摩、端公等）、丝路儒学（包括北方丝路、绿洲丝路、草原丝路、南方丝路、海上丝书等）等儒学形态，不仅丰富了中国儒学的具体内容，也扩大了儒学淑世济人的影响范围，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持久繁荣。

　　（作者为海南大学暨四川大学教授，本文系贵州省国学单列项目“中国西部儒学史”的阶段成果，采纳了课题组刘学智、李伟、魏冬、段博雅、闫平凡、马琛、马明宗、王贞贞、杨勇等人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