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史学家司马光一生清廉节俭，正道直行，严于律己，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司马光生活的年代，社会风俗日益变得奢侈腐化，人们竞相讲排场、比阔气，奢侈之风盛行。为使子孙后代避免蒙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和侵蚀，司马光特意为儿子司马康撰写了《训俭示康》，以教育儿子及后代继承发扬俭朴的家风，永不奢侈腐化。

　　《训俭示康》先写司马光自己年轻时不喜华靡，注重节俭，现身说法，言真意切。接着写近世风俗趋向奢侈靡费，讲究排场，与宋初大不相同，列举了李文靖、鲁宗道、张文节三人的节俭言行加以赞扬，指出大贤的节俭有其深谋远虑，而非侈靡的庸人所能及。进而引用春秋时御孙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从理论上说明“俭”和“侈”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使文章更深入一层。最后连举六名古人和本朝人的事例，又以正反两面事实为据进行对比，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末尾以“训词”作为结束语，点明题旨。全文说理透辟，有理有据，旨深意远，反复运用对比，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第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在司马光看来，节俭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美德，奢侈不只是一种陋习，更是一种罪恶。节俭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德，奢侈是一切恶行中最大的恶。司马光精心选取了六位古人及一名当朝者的成败荣辱事例，耐心细致加以点评，作为史学大家，他善于以人为镜，以史为鉴，用深邃的历史目光观照现实，指出尚俭崇廉，是事业、人生的福祉，而奢侈纵欲，则是败家、丧身的祸端。

　　俭之为德，由来已久。上古尧舜之时，就对节俭的作用给予高度肯定。相传虞舜曾称赞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吃粗米饭，喝野菜汤，穿粗布衣，住茅草屋，为后人所称道。春秋战国时期，在生活观念上几乎一致“尚俭”。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认为，节俭自持，是富裕安康的前提条件之一。孔子也主张温良恭俭让，把俭看作是人的五种美德之一，强调以节俭为本，“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家更是进一步提出了为人为政都要节用的思想：“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还提出了适度消费的理念，倡导在衣食住行中加以贯彻。秦汉以后，人们普遍接受儒、墨两家的观点，二十四史中对于能够节俭的人物大加称赞，随处可见。《后汉书·吴祐传》称“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所谓“四行”，是指“敦厚、质朴、逊让、节俭”。节俭为“四行”之一。

　　优秀的品质总是如影随形。节俭往往会催生廉洁，而廉洁亦会提高威望。为官者把俭朴和廉洁的关系理清楚了，节欲戒奢，戒奢从俭，以俭养廉，也就掌握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因此古时官吏的升迁考核，常将能否“节俭”作为一项基本内容。

　　第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告诫后人，由节俭转入奢侈是容易的，由奢侈转入节俭就很难了。这句话反映了人们在物质生活条件改变后心理和行为上的适应性问题。当生活环境改善，享受更好的物质待遇时，人们往往会很快适应并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品质；相反，当生活境遇变差，需要削减开支、降低生活水平时，由于已经习惯了较好的物质享受，不仅心理上难以接受，行为上也可能会产生抗拒或不适，转变回节约生活方式颇具挑战。所以，奢侈一旦成为习惯，要想纠正绝非易事，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习惯了好的日子，就再也不愿适应艰苦的岁月。

　　我们对欲望既不能禁止，也不能放纵，对过度的乃至贪得无厌的奢求，必须加以节制。如果对自己的欲望不加限制，过度地放纵奢侈，没能培养俭朴的生活习惯，必然会使自古“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成为必然，就必然会出现“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的情况。

　　第三，成由勤俭，败由奢。

　　国之兴莫不由于勤俭，国之亡莫不由于奢靡。勤俭使国家兴盛，奢侈使国家衰亡。

　　春秋时期，戎王派使者由余去见秦穆公。秦穆公听说由余是个贤士，就向他请教：“我常常听人谈论圣人治国之道，但没亲眼见过。请问先生，古代君主使国家兴盛和灭亡的原因是什么？”由余回答道：“臣尝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意思是说：我曾经听说勤俭使国家兴盛，奢侈使国家衰亡。秦穆公听了，不高兴地说：“我虚心向你请教兴盛之道，你怎么用‘勤俭’二字来搪塞我呢？”由余说道：“我听说，过去尧虽身为天下之主，却用瓦罐子吃饭、饮水，天下部落没有不服从他的。尧禅位于舜，舜开始讲究起来，用精雕细刻的木碗用餐，结果诸侯认为他太奢侈了，国内有13个部落不服从他的号令。舜禅位于禹，禹则更加讲究了，制作了各式各样精美的器皿供自己享用，奢侈得更加厉害了。结果国内有33个部落不听从他的号令。以后的君主越来越奢侈，而不服从号令的部落也越来越多。所以我才说勤俭是兴盛之道，奢侈是败亡之源。”这一番话说得秦穆公连连点头称是。此后，唐代诗人李商隐根据这个故事，写了一首《咏史》。诗的前两句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后来，“成由勤俭破由奢”演变为“成由勤俭败由奢”，并作为谚语流传下来，以此告诉人们，勤劳俭朴有助于事业的成功，贪图享受则会带来严重的恶果。

　　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勤俭治国必得善果，骄奢淫逸必遭祸端。秦穆公因信奉“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的理念，为后来的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汉文帝崇尚节俭，力戒奢侈，遂有“文景之治”；隋文帝力除侈靡之风，“务从节俭，不得劳人”，使隋朝迅速强大。穷奢极欲导致身死国灭的教训亦是屡见不鲜。夏桀、商纣亡于奢靡无度，荒淫暴虐；秦始皇兴建阿房宫，豪华盖世，终为楚人一炬；隋炀帝沉迷于灯红酒绿，不理朝政，下场是身首异地。

　　司马光对物质生活的态度令人感叹。他身居高位，却清正自守、克己奉公，人的物质观往往就是他的价值观，最能反映其人格境界和做事方式。司马光所处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承平，士大夫们沉迷享乐，竞相以奢华为荣，而司马光独能保持头脑冷静，居安思危，此家训既是诫子，亦是表白自己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清慎品格。据《宋史·司马康传》记载，司马康成年后，为人审慎俭素，为官清廉方正，“途之人见其容止，虽不识，皆知为司马氏子也”。可见，司马光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后辈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皆有其节俭清廉之风。

　　司马光的《训俭示康》虽为家训，然其蕴含的深刻道理，当超越一家一族之界限，成为天下人润养官德、砥砺修身的警世恒言。做人当以俭为本、以俭为美、以俭为上，为官要正世风、政风、民风，当先正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