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关乎何谓“大”这个概念。我们自身作为一个个体、人类作为全球共同体，何以能成其大呢？当然，我是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哲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我的观点可能会引发争议，但我会向各位展示我所说的一切的论据，同时也为大家介绍儒家经典中的一些重要文段。我诚心希望，我的讲话有助于在座各位对儒家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

　　何者为大? ---“大”和“天”

　　首先，我以中国文化的角度讨论此课题，尤其强调汉字的重要性，因为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个事实常为学术界所忽视。

　　大家试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几千年前，而在你熟悉的语言中，还没有一个书面词来表达有关“大”（big/large/great）的相关概念，你会如何造字、构词，来表示相关意思呢？思考这个问题时，请注意这些有关“大”的词汇（big/large/great）的含义不一定相同。

　　具体而言，现代英语中的“great”一词可以追溯到古英语。这是英语的最早形式，在公元450年到1150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英国使用这种语言。在古英语中，“great”的意思是“大的；高的；厚的；结实的；巨大的；粗的”，这和现代英语很不一样。“Great”在英语中被用作“优秀、精彩”（“excellent, wonderful”）之义的最早记录是在1848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greatness”并不总是表示“优秀、精彩”之义，也可能表示“厚”或“粗”。但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距今在不到200年前，“greatness”的含义还根本与人类无关。

　　顺便一提，在1848这一年，美墨战争结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欧洲各地都爆发了革命，试图用自由民主制度推翻保守的君主制，法国的二月革命就推翻了国王路易·菲利普，拿破仑三世成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在中国这边，第一波中国淘金者离乡别井，到了旧金山，加入加州淘金热的行列。到1848年，美国共有325名华裔美国人。

　　相比英语中的“great”，汉语中对应的“大”显然来自于古代中国人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并将其延伸到事物上。汉字“大”的图象是这样的：

大

人

　　它描绘了一个人将四肢尽可能地伸展开来，这个推展到极限的意思代表了“大”的概念。相比之下，“人”字的图象是在侧面描绘的，画面中人的双手下垂着。所以，“大”这个概念的灵感来自于人类的姿势和活动。在中文图像和观念里，从物理意义的“大”到个人行为乃至抽象意义上的伟大，这种概念上的飞跃不需要另一个汉字来表示，两者都称为“大”，而其中的联系和关键就是人类。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应该牢记在心，因为这是中国关于“大”的思想中独特的一部分。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他们可以想象的最大的实体是天空或至高的上帝，他们称之为“天”。天空是无边无际的，你看不透它的背后。对古代中国人来说，天空是神秘莫测的，它总是在最外面、最上面，它让万事万物顺其自然地发生和成长。对于道家来说，道是万物之源，因此是最大的。而天作为万物之一，又来自于道，所以也是最大的。《老子》第二十五章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道家哲学中，“道”乃是形而上的终极和伟大。老子说域中有四大：道、天、地、人，但最终使天、地、人成其大的是“道”，四大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联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字的图象与人尽其所能、伸展其四肢有关。的确，如果一个人能够以相同态度自强不息，尽可能实现自己的最大潜能，他便可以尽人之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天”字的图象描绘了一个人伸出四肢，顶部有一划横线，用来表示其头部或者身体的最高处。这是说当一个人尽可能发挥他的先天潜力时，他就充分实现了他的天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自身体现了天；他变成了天帝。因此，人可以成为四大之一。

　　道家关于“大”的思想在儒家中也有共鸣。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在《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曾说过：“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孔子在这里没有解释原因，但你们马上就会知道。古代中国人当然很清楚，人并不是最强大的物种，他们也不是自欺欺人的吹牛鬼，所以当他们宣称自己是最伟大的物种时，肯定是有理由的。

　　简而言之，中国人的“大”的观念最初是受到人性的启发，并密切地建立在人性之上的，而这在西方并非如此，“great”一词的词源便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如果我们考察基督教《圣经》，会看到它肯定了人的权力的伟大(约伯记23:6；诗篇66:3；以弗所书1:19)；以力量、武力来形容一个人的强大（以赛亚书40：26；63:1)；以“威严至大”来形容敬拜神的呼求(出埃及记15:7；申5:24)。人自身并不伟大，但他的体力确是强大的。根据基督教教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此，人在其行为和生活方式中反映了上帝是什么，人因而可能得到的权力确是强大的，但这并不能使他自身伟大。

　　又顺便一提，你们可能会对“小”的汉字词源感到好奇，但你们不会惊讶于它与人类毫无关系。“小”的汉字图象由三个小点组成，代表零散的沙子，原因我相信是不言自明的。和“大”一样，“小”也代表着人的体型大小以及心理或精神境界的优劣，在古代中国，身材矮小或者德行卑鄙的“小人”通常是不受人尊重的。

　　在英语中，“small”一词在“思想或精神上的渺小、卑劣、低下、自私”的意义上的用法是从1824年才出现的。你可能会想知道，在那年的5月24日，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英国人占领了缅甸仰光。而不到一个月后的6月16日，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的协会也在英国成立了。

　　“群”和“己”

　　现在，我们继续讨论儒家思想。儒家哲学对当今世界的思想和价值观甚有启发。我无意分享儒家纸面上的学问，而是希望勉励各位着力于实践。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不能给大家讲太多，所以我将专注讲述问题的基础和大关节。我们先从“群”(团契、社群、公共)和“己”(自我、私人)这一对概念说起，尽管两者看似互不兼容，其实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儒家关于“大”的概念。

　　汉字“群”的图象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君”(主，统治者)在上面，“羊”在下面。“君”字本身是一个复合汉字，由“尹”(统治者)在“口”(嘴巴)之上构成。“尹”字是一个会意字，它的构形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杖。因此，“群”字即描绘了一个人手里拿着权杖，一边和羊群“说话”，一边放牧羊群的画面。身为领导者，领主或统治者的职责大于个人利益，不仅要对自己的利益负责，还要照顾群体的福祉。他掌管着一个社群，就像牧羊人照顾他的羊群一样。这种嵌入在“君”字中的统治观念在古代中国是一种共识，它根植于责任。

　　让我就此举一个例子。在孔子出生前八年，即公元前559年，乐师匡对晋国太子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传·襄公十四年》）可见统治者应司牧群民，在孔子以前已是共识，而这个共识将继续塑造中国政治中关于统治的理想。

　　在中国文字所表现的理想中，领主被比喻成一个在羊群中维持秩序的牧羊人。统治群民的关键，因而是统治者对他所管辖的人民的义务和责任，而非他所掌握的权力。统治关系到构成包罗万象的共同体中的人民的共同福利，它不是统治者的独裁政权。统治关乎伟大，而伟大是在公共群体中实现的。所以，在中文里，领主被比喻成一个在群居的羊群中维持和谐的牧羊人，他的统治职责意味着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

　　相比之下，英语中“ruler”一词的用法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后期，它的意思是“统治或治理的人”，尤其是指上级或最高权威。以词义而言，“ruler”显示在英语中，权威和地位对统治的概念至关重要；以词源学而论，“ruler”的意涵似乎并非关注公共社群。

　　“群”的字面意思是团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词义也扩大了，而包含社群、公众的意味。因此，它的含义范围类似于古法语comunité，意思是“社群、共性、每个人”。“群”可以指一群松散联系的人或由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团体。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很明显，孔子关心的是我们在一群人中的行为，以及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当他的弟子子张问“行”的时候，孔子说：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论语·卫灵公》）

　　使用英语的学者常常把引文中的“蛮貊”翻译作“野蛮人”。“蛮貊”的字面意思其实是指游牧的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孔子时代中原人民的农业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简单地说，“蛮貊”是异族游牧文化，他们是外国人，不是在“州里”定居的人。孔子教导他的学生要尊重其他民族的民众和他们的文化。因此，正如大多数西方汉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儒家思想没有教导我们如何与陌生人交往，这是不正确的。这种误解没有领会儒家对“群”的强调。此外，学者往往用“集体主义”来描述中国文化，并将其归因于儒家思想时，他们忽视了中国早期文献中“群”的概念，而通常用现代汉语术语“集体机构，集体实体”来代替它。这两者实际上并不相同。“群”代表着合群，是一种自然的和谐，而“集体”在字面上意为离散的无机实体的集合，这意味着随机性。

　　毫无疑问，州里是一个共享文化中的有机社群。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它只是一个中介单位，因为它只是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国”和文化认同概念“天下”的众多子单位之一。在古人的观念里，“天下”可以指文明而言，而不一定是国土疆域。这里的区别是绝对关键和重要的。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如果我告诉你们古代从来没有一个叫希腊的国家，你们相信吗?但我并没有骗你们。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叫“古希腊”的国家，相反，如果你去翻翻《大英百科全书》，你就会发现，在古代，“希腊被分割成许多小城邦，如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和奥林匹亚，每个城邦都实行自治。他们有自己的政府、法律和军队”。“城邦之间的冲突是常见的，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就像他们在波斯战争(公元前492-449年)时所做的那样，但他们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国家。强大的城邦，像雅典和斯巴达，在他们的边界之外施加影响，但从未控制整个希腊语世界”。

　　古希腊是一个文明体。希腊人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有宗教，有共同使用的语言，尽管他们之间彼此的方言各异。迈锡尼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消失，而古希腊文明是指迈锡尼文明之后的一段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为止。这是一个政治、哲学、艺术和科学成就丰富的时期，造就了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影响无与伦比的遗产。

　　但在公元前1200年至323年之间，中国经历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商王朝的统治在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标志着中国的青铜时代。商朝被周王朝所取代，而周王朝则在公元前256年灭亡，商周朝代虽有更替，但在文化上，周朝以许多创新的方式继承了商朝的遗产，甚至因而衍生新的文明内容，成为周代众多封建王国以及后来战国时期的共同模范。自从秦始皇统一于公元前221年中国以来，中国在过去2200年间，除了短暂的政治分裂时期外，一直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也是一个文明体，这和古希腊有所不同。

　　与古希腊的城邦不同，孔子所说的“州里”是基本的政治单位，由许多不同的家族家庭组成，家在中国文化中确实是一切更大社群的基本核心或基础架构。因此，它在儒家思想中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架构的概念表明，社群有不同的大小。基于古代中国人对人性的理解和对至善与幸福的理想，他们期盼最大的和谐社群，认为团结与和谐是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社群的规模大小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但它影响着最高善和幸福理想的传播。实际上，对许多人来说，对家庭制度和孝道美德的强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我敢肯定，你们一定都以某种方式听说过这个说法。

　　《大学》

　　你们或许听说过一本简短的中国经典《大学》，它与《论语》《孟子》《中庸》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四书”，成为1313年至1905年间科举考试的基本教材，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教义。让我们来看看《大学》的开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大学》有三重目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事实上，准确地说，它只有一个双重目标，因为“至善”实际上存在于“明明德”和“亲民”之中：止于最高的善，意味着人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努力中没有退步，持恒为之，而使自身的“明德”时时显现，并帮助百姓成功地彰显其“明德”。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实现这三重目标的进程链：

　　1.平天下 2.治国3.齐家4.修身5.正心6.诚意7.致知8.格物

　　在这个链条中，个人是连接自我与群体的纽带，群和己是同源的，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互为表里的连续体。大家还要注意，家庭是最初的、最小的共同体，它是国家的基础，而众多的国家构成了天下。如前所述，在道家思想中，天或天帝被认为是四大之一。在早期的儒家思想中，人们对天心存最高的敬意。所以，这是进程链中最大的共同体。如果你问古代的中国人，世界上最大的是什么，他会告诉你抬头看一看天空。

　　《论语·泰伯》记载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尧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圣王，孔子把他比作“天”，这是最高的赞誉，因为“天”是最大的实体。换句话说，圣贤之王尧之所以是最伟大的，是因为他取法于至大的天。

　　最大的共同体是从最小的家庭组织发展起来的，这就是“大”的空间维度。但是，共同体的增长和实际规模不是由家庭本身决定的，而是取法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大学》说，要想齐家，首先要修身，这就是群和己相互联系，甚至合二为一的道理。政治层面上，“天下”指的是一个单一主权下的领土，而在文化层面，正如“明德”概念所揭示，人人皆有“德”，因此“天下”实则涵盖了天下万物，它不受政治疆界的限制，正如“明德”概念所呈现的那样。因此，《大学》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当然，要想诚意，我们首先要明白自己心中的意念是什么，我们的意念和思想总有一个对象，对这个对象的认识，会影响和决定着我们如何诚意。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充分地认识意念中的对象。例如，我们对父母的感觉可能并且也应该是不同于对爱人的感觉，当然也不同于对陌生人的感觉。强迫自己像对待父母和爱人那样去爱和关心一个陌生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自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意念也不能说是真诚的。

　　但是，暂且不管意念和意念对象的关系，我们先专注于意念本身。如果进一步追究，我们就会问，我们的意念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大学》告诉我们，它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发光发亮的潜能，即所谓“明德”。《大学》之所以用“明”形容“德”，因为它通过我们发出光芒，它体现在我们所说的话，以及我们对自己和他人所做的事情上。“明德”就像我们出生时内置的灯泡，如果我们给它充满能量，它就有能力照亮我们自己，同时也能够照亮他人。我们的能量从何而来呢？它源于我们思考、说话和行动的内容和方式，特别是在我们与他人、家庭、邻里、社群、社会、国家以及其他地方的互动中。给我们内置的灯泡充电，就可以让我们的“明德”保持光亮。

　　“明德”关于人类本身，而非关乎政治；“明德”是每个人都共同具备的，因此也不受限于性别、阶级、种族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异。这使得“明德”变得伟大，因为它是我们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我们生来就拥有这种无价的资产，它确实使我们有别于所有其他物种。这种明亮的潜能使人类成为最伟大的万物之灵，这是早期儒家独特的洞见。

　　“明德”是人性的根基。孔子的弟子有若曾经说过：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人类天生就有爱护和尊重同胞的能力，这种能力潜藏在我们心中。心中对人的爱，因我们所遇不同生活方式、文化、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人而发挥，同时也持续形成和发展我们的人性。然而爱人的能力需要从小在家中培养。有若所言，显示他特别注重人对父母手足之爱，认为孝弟是人际交往的根本。对父母手足的爱和尊重是根，对其他所有人（包括陌生人）的爱和尊重，是根植于孝弟而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所致。

　　内心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外在行为反映了内心。有若的想法对儒家思想至关重要：孝悌与尊重上级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当爱和尊重扩展到家庭之外时，它们会在各种规模和性质的社群以及不同的文化中都表现出来，它们变得社会化，有时甚至政治化。正如孔子关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与谁交往，都要“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这样你到处都可以找到兄弟。当然，实际上你如何表达自我，要视乎客观的情况而有所不同。

　　个人与家庭，以及个人与其他社群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不断扩大边界的外在联系，但还有另一种联系是向内回归的。有人可能会问，爱和尊重最初是从何而来的。就像刚才提到的，人类天生就有爱和尊重其他生物的能力。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大儒孟子说过：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这种天生的能力，孔子称之为“德”。但“德”作为先天能力，在这里仅仅意味着潜能，还不是道德品质本身，它需要我们实际在各种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的日常实践中去培养，我们内置的灯泡需要每天全天候充电。事实上，孟子更进一步说明了人性本善；他说当我们不期然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时，我们自然会感到惊慌和不安。因为这个即将发生的悲剧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们自发的反应也就是最真实的，这种真实的自发状态使我们得以为“人”。换句话说，作为人类，我们无法忍受看到自己的同类受苦，而这种天生的怜悯能力本身就是善的，因此孟子宣称人性本善，这种天生的为善潜能相当于《大学》里提到的“明德”。当我们的心变得麻木，无视他人的痛苦时，我们的内置在的灯泡就会渐渐变得黯淡了。

　　这种先天的能力也意味着我们拥有潜在的力量去改变自己和影响他人。我们的同情心会激励我们瞬间采取行动营救小孩，防止他掉进井中。我们的言语和行动可以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人的生活，我们的心随时在准备救人于苦难。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这里，孔子讲的是治理老百姓，因此他所谈的“君子”应是统治者，君子可以举止得体，为臣民树立榜样，但并不一定局限于道德行为。君子随时都可以实践其先天能力，向他人展现人人所能，成为影响他人和激励百姓的榜样。进一步说，这种凡人皆有的天生能力可以让人们辨别是非，认清言行恰当与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天生的辨识能力在本质上是明亮生辉的。这就是《大学》所讲的“明德”。君子激励百姓行正道，就是在展示自己的“明德”；当普通百姓都效法君子，他们自己的心也发亮，也会焕然一新，每一个人都将成为“新民”，展示出自己内在的德性。

　　季康子的事例属于政治层面，但也可以映射到家庭层面——从政治到家庭。父母爱护和照顾子女，激励和教导他们的孩子如何关爱和尊重他人，这是父母发挥和表现“明德”的方式。通过榜样的启发和教育，孩子们成长为有爱心和尊重他人的人，也展示出他们自己的“明德”。

　　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去从政。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这里的说法也许是他针对自我在家庭中的修养和自我对社会的贡献之间的联系最明确的陈述。家庭和社会不仅有联系，而且实际上也具有相同的性质。如前所述，秩序与和平是天的准则，然而需要通过人类付出贡献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是上天在世间的代表，以确保秩序与和平的流行。这种天职正是人类的伟大之处。

　　另一部儒家经典、《四书》之一的《中庸》，在开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人类是上天的特权代表，因为我们与生具有一种叫做“天性”的特殊禀赋。这种天赋是上天给我们的命令（“天命”）,也可以说是我们做人的使命，它规范了人之所以为人应有的行为，也区别人类与其他的所有物种。我们在世间的使命就是按照这种被赋予的天性行事做人。相应地，我们应该在与每个人、每件事的日常互动中制定出适当的行动方针。总之，我们可以找出共同生活的方式，把天生的潜能发展到极致，这样的做人和生活方式就是所谓的“道”。在找出为人处事的正确做法时，我们需要根据各自独特的经验相互学习，并在不断扩大我们的社群时加以调整和适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也遵循了上天的命令。的确，我们作为上天的特权代表，代表上天行事，替天行道。

　　因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同时规划我们的生活，拓展我们的社群时，我们也必须不断地点亮我们内在的心灯。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君子慎其独也”。我们的私人生活为扩大我们的社会建立了基础。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自我和公共社群形成一个互为表里、互相联系的连续体，而我们应该立志成为一个“君子”，从自己怎样过私生活开始建立自我与社群的关系。“君子”字面上的意思是成为一个照顾羊群的领主的孩子。

　　要立志成为君子，我们必须努力做真实的自己，我们的意念和思想必须真诚。“诚”的字面意思是“真实”，确实如此的意思。真诚的确造就了一切。对于人类来说，真正让我们忠于自己的是我们内心的真实情况，因为即使我们可以欺骗整个世界，我们也无法摆脱自我欺骗。如果我们一心要欺骗别人，那么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都是骗子。《中庸》第二十章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上天是不偏不倚的，永远忠于它自己，永远呈现它的本色。作为天的代表，人类也渴望对自己真诚，务求自己的意念和思想时时刻刻都真诚无伪。如果成功了，人与天便合而为一，人便能尽其性。你可能想知道我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天生具有善良的天性，一种明亮发光的潜能（“明德”），只要我们真诚地努力，一盏内置的心灯就可以随时准备被点亮。而且，随着不断的实践和对事物运作的知识的积累，我们总是可以不假思索地自发地做出正确恰当的事情。更具体来看，第二十章接着说：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进程链条：从私人的自我，到家庭中的父母，到家庭之外的朋友，最后逐渐扩展到君主。在中国历史背景下，君主是负责天下众生福利的人，他是天命的牧者。正如公元前4世纪的道家大师庄子所说：“至大无外”。因此，我们的影响范围可以超越我们自己的祖国。事实上，这次论坛正是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契机，让我们点亮心中之灯，照亮我们的同伴。身居高位的人会接触到许多不同层次的政治权威，他们代表着公共领域的扩展范围。即使我们未必身居高位，但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全球文化做出贡献，一起建立一个对人类最有利，也最和谐的全球共同体。每一滴水都将汇入海洋，我们没有理由不以实际行动实现这个宏愿。

　　要做到真诚，我们总是先审视自己的内心。虽然我们不能都做统治者，但我们可以永远对自己的心真诚，忠于自己。这就是儒家对个体的强调，个体不应该被集体共同体所湮灭，而指责儒家思想忽视私人的自我也是不公允的。一旦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真诚对待自己的意念和思想，并轻松自在与自己相处，我们的“明德”就会向外闪耀，我们眼前的环境以及其中的人和事，乃至世界上的一些遥远的角落都会被照亮。如果你曾经在电梯里对一位陌生人微笑，或者如果你曾经通过慈善机构收养过一个你从未见过也不会相见的孩子，你就会明白儒家在说什么了。世界总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变好或变坏，但没有我们的贡献，世界不可能变得更好。如果私人自我完全把自己孤立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公共社会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另一方面，如果像《中庸》第二十三章所说的那样，我们“竭力培养自己内心的善芽，变得真诚”（“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这个世界当然可以变得更好、更光明，因为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真诚去影响他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因为我们的感化而起变化。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它都很重要。